大學生在瘟疫蔓延時，修一堂與孤獨共存的課

文：周明媚

青春年華本應璨爛，但疫情之下生活處處受限制，大學四年級生Martha只感受到孤單與壓抑。

困在僅百多呎的單人房，她的社交、課堂、作業，都被緊鎖在細電話螢光幕上，以文字和符號代替眼神交流與親身對話，總覺得少了點溫度。

「第五波疫情剛爆發，一直屈在宿舍，無任何社交，還傳言說政府要封城，真的不知怎樣渡過未來三個月。」Martha說。

今年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Martha，除了一年級時有正常面授上課外，Martha過去三年來莊務及宿舍生活都停滯，想找參考書時圖書館卻關閉，基本上「大學五件事」——「讀書、上莊、住hall、拍拖、做兼職」，無一不受影響。她說，在這個疫症蔓延的年頭，修得最多的學分，是與孤獨相處。

長期的資源不足，連參考書也難尋

「Year 1時，好興約朋友去library做功課，一起通宵達旦。」Martha有點惋惜地回想：「但如今只能一個人獨自面對（讀書壓力）。」

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初起持續不斷，除了剛過去的學期放寬一點外，中大圖書館一直處於關閉狀態，Martha總是要留在宿舍獨自溫習，還要面對無法找到參考書來做功課的困境。

Martha指，若在網上搜尋一下，尚能找到相關參考書的Google Books版本，但一本參考書的價格約200至300元（港幣，下同）左右，家境較差的同學無法負擔。更何況，她自身的補習收入也因面授取消而減少，還要自行支付宿舍費用。

「沒有辦法，只能盡量用手頭上或網上的資料去做。」她批評，校方或教育局從沒有想過要在這方面給出資助，同學間只能互相借閱參考材料，「即使賺取全額的補習費，也只有$5000，難以負擔那一筆錢。」

Martha和同學們曾為此撰寫電郵給系主任，希望圖書館或老師能共享資源，免費借出書籍或掃描書籍內頁的電子版分享給同學。然而，當時只有一兩名老師響應，圖書館更無法及時在同學寫論文前購買到書籍的電子版。

快要畢業了，正趕著寫畢業論文的Martha，準備以香港史為論文題目。她指圖書館開放後，學習進程進度快多了，「香港史在圖書館中有個專區，一定要在現場才可翻閱書籍。」她說：「鄺智文（著名軍事史學家）的書籍在市面已叫流通，但東華三院年刊、華仁書院歷史，那些一定要在圖書館才找到。」

然而，畢竟停課了三年，Martha指，長期的資源不足，很影響上課及論文的質素，「如果讀秦漢史的同學，直情要看竹簡那些很舊的文字去做paper，圖書館關掉，是完全無法應付的。」

與孤獨及高壓共存

有點腼腆的Martha，自言是不太外向的女孩，但對於沉寂無趣的大學生活，也顯得有一點失望，這與她入學前想像的多姿多彩生活，落差甚大。

「我有參加學系的學會，但所有activity都無晒，也沒有搞gathering，我們連支莊都起不到。」她嘆道，進入大學後社交圈子狹窄，經常只與year 1迎生營的同學在一起玩，很難認識到那個圈子而外的人，「中大也沒有什麼hall life。」

由大學一年級時學校突然因中大衝突而被迫停擺，到如今疫症蔓延，學校反覆停課，Martha亦只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壓迫。

她說：「由社運到疫情，都似乎沒有了自由或自主的成分。我們都要受制於很多不同的政策，沒辦法由自己去決定很多事情。」

Martha指，他們這一代學生，學習得最多的是在大量私人時間中，與孤獨及高壓共存。她最近讀多了小說與哲學書，最深感受的一本是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從一個高科技的扭曲文明社會，講述自由和社會穩定之間的矛盾，讓她反思到香港各種疫苗、隔離及禁市政策對市民自由的剝削。

「早排都有同朋友傾防疫政策 ，要不要打針。有多少事情要受政府管制呢？」她說：「我覺得不少人中咗（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率也上升，群體免疫的機會相對是大了很多，其實可以放寛一點。」

Martha不認同政府本身的「動態清零」政策，指許多歐洲國家，乃至新加坡等，都開始解封，「與病毒共存」是這場世紀疫症的唯一出路，「很難做到完全清零，除非很多國家都停止所有經濟活動。」

在狹小空間中尋求小確幸的掙扎

Martha如此執著，皆因自己的留學計劃，正正是因封關政策而被迫要擱置。

她本來打算到台灣作交流生，在2020年尾曾經延遲一個學期再去，再到2021年，台灣的疫情防控不斷升級，直至完全封關，在沒有居留證的情況下，Martha無法入境留學。

「特別是剛剛那一年，很多朋友去歐洲，那些地方都解封了，你卻去不了台灣。」她說：「見到別人去到歐洲很自由，看IG story時會覺得——好像人們已經無事，為何香港還是這樣？自己在香港在幹什麼呢？」

Martha與家人關係不好，即使是3月份開始提早「放暑假」，她也要長留在宿舍中，避免回到家中要和「留家工作」的家人「你眼望我眼」，「那種氣氛很尷尬」。

於是乎，即使是假日，她仍每天留在宿舍讀書、用電腦，偶爾和朋友來個Zoom meeting，而這封閉的情況，在第五波疫情爆發後更多發生，「幾close朋友都不能見面，第5波的時候沒有出過街，沒有見過其他人，是有一種幾寂寞的感覺。」

唯一能令Martha生活增添一點顏色的，是她在大學一年級迎新營中認識的男友。「這算是我大學五件事中唯一complete到的事吧。」她笑說。

不過，兩人拍拖時卻非常不便，因為餐廳晚市停業，他們經常要在街邊或海傍吃飯，有時約會更要在天黑前終止，「除非傍晚5點去吃飯，之後再逛街，但整件事非常不方便。」

此外，自2020年疫情爆發起，大學宿舍便訂立嚴格的規條，說明不準帶任何訪客入宿舍或房間中，也令Martha與男友相處的時間減少。最近，疫情稍為緩和，Martha和男友便去了長洲散心，吃喝閒逛，終於能在盡收陽光的開揚處，吸收一點新鮮空氣，如同「避世」。

或許，這種在狹小空間中尋求小確幸的掙扎，已經成為了香港人的日常。而Martha指，這種壓迫感，雖然可以在朋友或伴侶的陪伴下稍稍緩和，但終究都是每個人獨自要修畢的功課。

「這幾年對擔憂的累積，那種不確定性和孤單感更強，但也要自己去面對這些問題。」她說，最起碼，自己多了許多時間去靜靜地思索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