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人見智】前高官 余黎青萍 捍衛廉潔與英語

在香港回歸前後，政府出現由一班女高官組成的「手袋黨」，事實她們並非自行組織，只是外界對她們的稱呼，意指她們雖是女性，但都是「打得之人」能當上要職，當時的教育署署長余黎青萍是其中之一。

「手袋黨」中只有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仍在政府工作，而1965年加入政府的余黎青萍，現在母校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任校監，早前她為報章寫教英文的專欄集結成書，希望再次引起香港學生學英文的興趣，否則難以與國際連繫。她說香港以國際大都會自居，但新一代香港人的英語水平大不如前，連政府都沒有以身作則，開會、文書再不是必然的中英對照，甚至只有中文版本，實在說不過去。

余黎青萍在四姊弟中排行最大，爸爸曾在皇仁書院讀書，考獲獎學金卻不能讀預科，因為要工作養家；媽媽出身富裕家庭，但外公只容許她在中文中學讀至高中，「但英文字母、拼音都是媽媽從小教我們的，因為她覺得在香港要立足，一定要有足夠的英文修養。」但余黎青萍說爸爸是傳統中國人，一定要仔女學好中文，堅持要讀中文學校，後來媽媽游說成功，她考入全英語教學的拔萃小學。

爸爸怕她轉校後口啞啞，於是教她兩句英文備用：「What is your name？ I am Lai Ching Ping.」和「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余黎青萍仍然記得第一課，老師問她的第一個問題正是「What is your name？」因為她的英語能力不足，老師要她重讀小三，兩年後她轉校到旁邊的瑪利諾修院學校。

教會學校英語環境學習

時值五十年代，很多學校由教會成立，老師大多是只會說英文的修士、修女，余黎青萍的同學來自英國、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等地，自然形成英語的語境，「我的家訓都很嚴，屋企不可以中英夾雜，只可以全中或全英，學校都一樣，小息一定要說英文，有次我說了中文，修女在旁邊拍一拍我膊頭說：English, English，我們已習慣對住中國人講英文都不尷尬。」她說中三時的英文老師非常好，得知老師大學時讀心理學和文學，她立志步老師後塵，所以她在大學主修英國文學，同時讀了心理學、歷史，惟獨是必修科英語運用，校方說她英語能力夠好，可以免讀。

余黎青萍說，爸爸很願意花錢買書給他們看，經典小說《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是她的最愛之一，其中男主角Mr. Darcy向女主角求婚的一幕，足有一頁多，她可以背誦無誤。大學時期，她去得最多的是圖書館和書店，在圖書館借來喜歡的書，她會到書店買下來，因為她看書時，喜歡寫下筆記，「我叫Helen Lai，同學俾個花名我叫Helen Library。」

幾年前有報章邀約她寫專欄，以中學生為對象教英文，她當時是申訴專員公署副申訴專員，掙扎一段時間，才答應每3、4星期供稿一篇。她的選材以啟發學生興趣為目的，內容固然要有趣，但她亦花了不少心機在「引言」上，從自己的學習和工作經驗入文，例如她在政府被調往英國工作時，遇過的語文差異等，她一直向記者強調，啟發興趣才是最重要，「沒有人懂得所有東西，但如果（讀者）有興趣，他們自動會鑽研下去，想不斷提升自己水平。」

慨歎英語愈來愈被看輕

香港以國際大都會、中西文化匯聚自居，余黎青萍卻不認為社會有所配合，「你覺不覺得，我們現在愈來愈中文為主？但一般而言，英文在外國依然吃重，香港標榜是一個國際大都會，（英文）不只是識不識的問題，而是需要更高層次。」在她任公務員的年代，溝通、文書往來都以英文為主，她到立法會答問全用英文，再即時傳譯為中文，「現在全部用中文，但繼續有即時傳譯，都不知道傳來做乜。」

現時余黎青萍不時收到教育局的公文，她發現有變化，「以前我做教育署署長時，通告全部有中、英文版，現在我上網看通告，想看英文版，只有很簡短的介紹，有些局方給校董參加的培訓課程，筆記全部是中文，但仍有些學校的老師只會英文，於是我打電話給舊同事，她說校長會自行繙譯，我話，你講笑呀，不是要校長將全個課程繙譯出來。」

官員需言行一致 以身作則

余黎青萍大部分時間在港英政府工作，英語是首要語言，直至1971年她調任油麻地民政主任，從面向政府內部變為面向草根街坊，除了要改變語言，還要學懂與人相處，「我只是廿幾歲的黃毛丫頭，但要對住避風塘碼頭工人、果欄商販。」與人相處有很多種，當時廉政公署尚未成立，果欄大哥送來3袋美國布線，兩袋給她副手，一袋給她做過行政主任的爸爸，「但爸爸在1968年已退休，有心送應該早已送了。」她將布線退回，對方嬲到不得了，1972年余黎青萍結婚，收到不少街坊賀禮，她統統退回，當然又被指唔俾面，但她與街坊的相處之道，不是要禮尚往來，而是要公私分明，「最重要我在那裏，不是代表我一個人，是代表整個政府。」

余黎青萍說爸爸從小教他們「千祈不要貪，憑良心做事」，所以如非公事飯局，她一定付錢請對方，不佔人便宜，「如果少少便宜就要，同事見到會點？有樣學樣囉，我點做榜樣？」她從來只稱呼下屬為同事，但她說當主管的，亦應該有一定的操守，她把持的是「誠、成、承」，分別是誠信、成功非個人功勞和承擔。

後來她到廉政公署成立社區關係處，是她加入政府後唯一自己選擇的工作，亦是受這做人宗旨影響，對於近年有前高官涉貪，她更為痛心，「愈高級愈要做榜樣，任何人，尤其是公職人員，一定要奉公守法、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她說在學校和家庭一樣，做老師和家長都應做好榜樣，「如果你大聲說話，小朋友會覺得是對的，你對小朋友說Thank you，他們都會學，家教合一都很重要，在學校教小朋友要禮貌對待校工叔叔和姐姐，但回家見到媽媽對工人呼呼喝喝，係咪好矛盾。」

撰文：馮樂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