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加國心在香港 黃程鋒:在外國做再多的事,不及一次親自落場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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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夏季,香港烽火連三月。大時代的洪流之中,有人選擇避走他方,有人堅持留下抗爭。然而,時任港大學生會署理會長、法律系學生黃程鋒別無他選。8月30號晚,他從香港國際機場登上往加拿大的客機,甫坐下,想到自己歸來無期,就崩潰嚎哭。

這個暑假,黃程鋒一直為自已、為他人的未來而忙碌:跟師傅做mini-pupil、為同學提供法律支援、安排庇護中心及臨時住宿、籌備大專罷課、踏台板跳舞……「突然之間,我好似斷晒所有嘢,好似要逃難咁走。我而家要諗嘅,唔係點樣畢業、點樣考PCLL(法學專業證書課程),我係諗點樣唔好死住。」

身在加拿大的黃程鋒,近日透過Telegram及Signal接受眾新聞電話訪問。

人生轉捩點,在於登機前不足24小時。8月29日晚上,練舞半年的黃程鋒,與朋友在灣仔修頓室內場館參加一場跳舞匯演。晚上10時許完場,年輕舞者意猶未盡,都留下來拍照。30日凌晨時份,曲終人散,黃程鋒獨自到灣仔球場對出、軒尼詩道一個巴士站,準備乘坐巴士回家。

巴士站共有3名男子候車,黃程鋒站在中間,「大家就係望住條馬路,聽住歌咁啦。」突然,一個身穿白衣、戴著白帽及黑口罩的男子從後冒出,用藤條猛打黃程鋒,他即時用右手擋住,同時爆粗喝止:「What the fuck, man?」施襲者完全無反應,繼續揮藤條,直至另一名候車乘客出聲喝罵才停手,該男子隨即往盧押道向駱克道方向逃跑。黃程鋒形容,那時另一名候車乘客仍未及反應,「呆咗企喺度」。

這場閃電般的襲擊,令黃程鋒的頸、左肩、右手腕腫傷,右手腕更留有疤痕。他印象中,施襲者身高約1.75米,中等身材,惟他看不清對方的容貌、膚色,「佢打我、我擰轉過去嘅時候,已經睇唔到(施襲者),因為背光,我哋後面exactly有間Circle K。」黃程鋒指,在襲擊前、後,他沒有收到恐嚇訊息;他遇襲期間,施襲者亦沒有說話。

黃程鋒9月12日去信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主席時提到,不論他在過去3個月面對的壓力及障礙,其家人持續活於焦慮及沮喪之中。(Regardless of the pressure and obstacles I was facing during the past three months, my family had been living under anxieties and frustrations from different begetters.)然而,黃程鋒向眾新聞透露,早於反送中運動之前,他已感受到壓力及威脅,惟當中細節未能公開。8月30日的襲擊看似毫無預警,但對黃程鋒而言,暗潮洶湧已久,「最後通牒」驟然而至,他非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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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已經有最壞嘅打算,係我有機會要走,所以喺頗早嘅時間,我已經同過莊友交代。

黃程鋒去年當選學生會會長,今年換屆,唯一候選內閣的3名候選幹事全數落選,他「捱義氣」署任會長及學生福利秘書職位,惟他預視到自己將無法署任至明年,曾與莊友討論如何物色另一位署理會長。

我諗住有多啲時間,仲諗住傾吓點樣去搵,但而家實搵唔到,which is a problem。

8月初,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因購買「觀星筆」被捕,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時事委員會署理主席彭家浩、教大臨時行政委員會會長梁耀霆、浸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梁兆玉等學生領袖遭到不同程度的恐嚇,當時黃程鋒感到威脅逼近,但未有受到搔擾,他還以為尚有時間、可親自籌辦大專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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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凌晨遇襲後,黃程鋒回家跟家人商討去留;同日下午,他到港大學生會辦公室取回個人電腦,並即場買下當晚飛往加拿大的單程機票。

黃程鋒生於加拿大,本身擁有加國國籍。近年加拿大再次成為香港人的熱門移居地,黃程鋒卻從來沒有「回鄉」定居的打算,「我真係諗住喺香港生活㗎。雖然我唔係土生,但真係土長,因為我4個月大就返咗嚟(香港),開始生活……但而家對我嚟講,唔係邊個地方生活比較好,而係邊個地方生存到。」

一日之內,黃程鋒要將香港的生活連根拔起。他坦言,當時未及細想,連行李都是家人為他收拾的。「我淨係同屋企人話,一定要pack套西裝畀我。我想pack我套莊suit過去,因為我希望喺度繼續做啲嘢。如果我喺度繼續做啲嘢嘅話,就要著得四正,要見人㗎嘛。打咗呔就梗係見洋人啦,係咪先?」黃程鋒越洋受訪時,語氣鎮定,談笑風生,也許一路以來的恐懼、壓迫,令20出頭的大學生練成過人心智。

當晚,黃程鋒獨自登上飛往加拿大的客機。甫坐下,腦海湧現千頭萬緒……「架機未起飛,我已經喊到傻咗。」他想起,5 月完成學校考試後,他本來計劃好新學年要修讀的科目。他想起,這個暑假,他一邊跟緊師傅,做mini-pupil;一邊跟朋友跳舞,初嘗踏台板表演的滋味。他想起,曾經想像自己會成為「下一個陳文敏」……「突然之間,好似斷晒所有嘢,跟住好似要逃難咁走,我而家要諗嘅唔係點樣畢業、點樣考PCLL,我係諗點樣唔好死住。」那時,他也想到自己為家人帶來的麻煩。飛機尚未起飛,他趕緊給父母打了一通電話,「同佢哋講,我有幾對唔住佢哋。」此時,黃程鋒語氣變得嚴肅。

我真係好驚返唔到嚟,我真係有諗過返唔到嚟,which will of course be one of the saddest things。一來,我會見唔到香港嘅人;二來,我覺得無論喺加拿大做幾多嘢都好,都及唔上喺香港去一次示威。 

黃程鋒說,他特別欣賞6月初時,大家在街頭不停嗌「一個都不能少」。當他身在外國,份外感受到這句口號的意義。「假設喺外國畀你做到勁多嘢,都及唔上你一次親自落場去行一次遊行、一次示威嚟得咁實在。而當諗到、作最壞打算,以後都返唔到嚟,諗到呢個位係……」他沉默半晌,接著說:「因為唔知呢場仗、呢場抗爭要打幾耐。每一日睇住新聞,睇住啲人努力奮鬥嘅時候,都會覺得(自己不在場)爭啲,所以我成日同自己講,好快、好快會返到嚟,抱住呢個希望,但係心底裡當然有最壞打算,就係返唔到。」

相較流亡德國、台灣的抗爭者,黃程鋒算得上非常幸運,至少他不愁居留權,而在多方協助下,他迅速獲安排到某大學就讀。然而,有家歸不得的痛苦,黃程鋒有相同感受。「我返唔返到嚟,唔係淨係我可以決定到。」他一直觀望著,等待一天威脅消除,他會回到香港。

黃程鋒坦言,父母都想他在加拿大低調地過生活,惟他無法「安定」下來,「呢個就係兩難,一來,我唔想get my family into trouble;二來,我真係唔忍心,當我喺香港嘅朋友都打緊、抗爭緊、fight落去嘅時候,我喺度吃喝玩樂,或者低調過日子,我做唔出。」

黃程鋒到加拿大不足一個月,要安頓住宿、添置生活所需、安排開學大小事、建立人脈,與此同時,他正積極連繫當地的香港學生及香港人,希望在加拿大推動香港議題。「我諗到好大㗎,如果我返唔到嚟,就喺加拿大努力賺錢,之後課金畀啲大學,叫佢哋set up Hong Kong Study Centre,跟住課金畀啲political parties,關注吓香港……但如果你畀我揀,喺加拿大搵到10億、課到金畀大學set up Hong Kong Study Centre,定係返嚟香港,我一定好自私咁講,我想返嚟香港多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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