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運勇武派為少年重上前線:覺得欠咗佢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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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半年了。6月12日,Jasper(化名)和友人坐在龍和道。五年前,這是他最後衝刺的地方,也是曾經讓他滑進絕望的地方。

「我哋(雨傘運動時的前線抗爭者)當中有好多人,包括我,當時諗住輸咗呢世咁就玩完,乖乖哋做隻港豬算。」Jasper回想。「100萬人遊行前,我很灰,心諗係咪都過㗎啦。但後來因為坐車食飯見到好多黑衫,心裡有了一絲絲希望。」突然,不遠處的煲底出現煙霧,防暴警陸續抵達。Jasper看著熟悉的煙霧,回憶倏地如決堤般湧現,強烈到讓他再坐不住。所有忐忑,都不重要了。

「嗰一下,乜都返晒嚟,知道要開打了。當時個腦仲未諗清楚,手已經郁了,拿起大聲公就呼籲大家前進。」

他不曾想過自己會再上前線——傘運時,有兩個多月時間,Jasper曾在警察的防線前夙夜匪懈。後來,沒有後來。付出最多的人也輸得最多。

「但今次見到咁多人持續出嚟,仲有手足捨身成仁。如果我唔出嚟,真係無面目面對佢哋。」

於是,Jasper手上的傘,現在變成了磚頭、行山杖、腳架、伸縮棍,甚至是「雞尾酒」。

只有那個驅使他勇武抗爭的最大原因,則由始至終沒有改變——在大學執教鞭的Jasper如今年約30,口吻卻像老翁,前嘆一句「年輕人」,後吁一句「學生」。

「係我哋,欠咗佢哋。」Jasper在訪問中不止一次這樣嘆息。「好多比我年紀細、比我體力差的學生,甚至女仔都走上前。我如果唔走去前面保護佢哋,點樣可以返學校同學生講咩叫良知,咩叫人類?」

雨傘過後雖蒙陰影   至今仍願以死相搏

課室內,Jasper把環保袋裡的東西一一掏出來。除了當年永不離身的黃絲帶襟章、陳年外套,還有一個形狀陌生的催淚彈殼。

和蠟燭座型的不一樣,那是一個橫向、幼小、容易翻滾的圓柱體,煙霧可從頭尾兩邊噴出。那是5年前9月28日晚上,第一次讓Jasper感到灼痛的催淚彈。記者拍完照以後,他又小心的用密實袋把它封好。事物再不堪,他都希望留個念想。

在Jasper的圈子裡,當年40多名傘運勇武派之中,只有不到20人在反送中運動重回前線。

「有人有了家室、有人見過鬼怕黑、有人灰心,會說『收皮啦,快啲移民』,又有人做『狗』(警察)。」

雨傘運動那種持久戰,無論在體力或精神上都能將人消磨得體無完膚。

當年,金鐘的佔領區像是被無形結界包圍,只要一天不衝破某些防線,便一天都能在佔領區內安於逸樂。

Jasper和其他前線示威者曾嘗試把佔領區的邊界推至國際金融中心,但一抵達大會堂便被「打翻去」。警察往往將示威者趕回去煲底後,便又相安無事。佔領者之間,開始產生一種「河水不犯井水」的心態。

「當年,警察的壓制性高很多,20個防暴已經壓制到1000人;現在(反送中運動裡)20個防暴才只壓制到100、200人。」

5年前屢次升級無效,讓運動陷入低潮。和佔領區內的平和相比,前線一片愁雲慘霧。「前線手足其實好多時都處於極緊張精神狀態,因為每晚都係瞓喺對家防線前。夜晚又要留意有冇衝突,又要睇住金鐘村,體力流失都好大。 」

「灰心,又不想放棄。」Jasper這樣形容運動後期某部分前線的心理狀態。無力感的龐罩下,「死亡」這個選項忽然亮起綠燈。

「當時,前線(大概20個人不到)之間基本上有個小共識——就算開真槍,我哋都唔會走。如果死我哋幾個可以換嚟真普選,咁死幾次都抵。點解唔自殺?答案喺(反送中)呢次運動入面都好明顯;自殺嘅義士只換到政府嘅完全冷處理。我哋唔想死得咁無效果。」

「攬炒」的想法早已在當年的一小撮人之間發酵,「不過唔係全個社會,而係我哋自己條命同政府。」

如今,橫渡五年消沉,Jasper終究把這個決心背負過來。

現在,「我自己可以承受到最大嘅底線,我諗係喺公眾地方中實彈而死。」Jasper心態凜然,語調卻平和。「我一定唔會自殺,因為已經證明咗冇用。而如果係畀人拉入新屋嶺打死,都唔會有人知。要死,我一定要拖警察落水。最好兩敗俱傷,就算唔得,都要佢喺大眾面前打死我。」

「年輕人」變前線「阿叔」   代價雖大但責任更大

讓Jasper從5年前絕望中反彈的原因很簡單,也很龐大。

「因為一、二百萬人出來,而且有人因為件事犧牲性命。我好震撼。我所認識嘅香港入面,竟有人以死相諫,我覺得再灰心落去對唔住佢哋。」

於是,5年後,Jasper重回火線,已是別樣光景。普通口罩變成了防毒面罩,便服進化成black bloc,Jasper從20多歲的年輕小伙變成了前線抗爭者之中的長輩。

「(在前線)有人會同我講,『阿叔不如你退後少少啦』。」

Jasper所認識的前線示威者中,年齡介乎15至25歲的居多,其次才是25歲至35歲這段。大部分新生代示威者對於香港社運的認識,從傘後才開始。

「梁天琦才是他們的精神領袖。」他們的年代裡沒有黃之鋒、沒有學民思潮、沒有長毛。「左膠」這個概念,他們也只在「私了」文化出現後才了解。

但這無阻他們投身抗爭,甚至落得三餐不繼,也在所不惜。Jasper現正「助養」四個經常落場的「小朋友」。「有些堅決不要現金的,我就給他們飯劵。通常一個禮拜畀500蚊,一個月就2000蚊。最近更加有小朋友因為和家人意見不合搬了出來,所以要給他們找地方住。」

有些人脫下面罩後只歸家等待下次時機來臨,有些人脫下面罩後,還要好好想想有沒有繼續戴上面罩的本錢。

「我從身邊不同小隊中聽聞有『小朋友』搞唔掂,但又不肯講,通常是帶隊的、年長一點的隊員主詢動問、旁敲側擊才得知。我就會在盡量不傷到他們自尊的情況下,問他們有甚麼需要,可能花幾天時間和他們混熟一點,再問他們需不需要幫忙。我也不會很主動去監督他們拿錢;大家都是人,不論你是大人或小朋友,都有自尊。」

Jasper把他們當作孩子般看照,卻從不以成年人的身分說教。他將大學教師身分和情操,從教室延伸到戰場。

「他們現在要走出來,是因為五年前的失敗,是我們欠了他們的。」

他留意到,很多在前線和他差不多年紀的人,都抱有贖罪心態。「這些人都會話,係因為雨傘時冇出嚟,對於而家搞到咁有責任,想出嚟補償。有些人當時是港豬,有些人當時還在掛綠色絲帶(黃加藍)。」

對於一整代人的愧疚,說起來沉重如山,實際上對很多人來說輕如微塵,甚至不存在。他們這一輩之所以在前線示威者中屬於少數,有太多原因可說。

「我坐10年(監)和15歲的人坐10年(監),完全是兩回事。」Jasper說:「而且,講真,我們這一批人都開始進入事業收成期的初期,生活開始穩定。」

無論是自己抑或是香港的處境,Jasper都看得很清楚。「但這不是做多少年或是代價有多高的問題。如果這一次輸了,我的代價就是,由這一刻開始往後的人生都要在這個沒有自由、沒有民主、隨時被消失的國度裡生存。和這個結局相比,坐多少年牢、被捕、爆頭,都算不上是代價。」

反送中運動步入第7個月,Jasper過去半年幾乎每一次遊行、衝突都有落場,星期一至五又要上班,身體每況愈下。即使如此,Jasper還是沒有想過要退下來。

「放棄不會,但會累。」Jasper說。「況且,我們手上有資源,萬一出事的時候也更懂得安排自救。」

Jasper的前線崗位,更一直因應時局發展節節升級:一開始,他只是「大叫兵」,負責指揮並疏導人群。後來,他不想只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中發揮作用,於是開始當滅火隊。721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更真正將他從「暴力潔癖」裡解放出來——事情發生翌日,Jasper買了支棍,決定要與警察近戰。

他直言,「而家每次出去仍然會驚畀人拉,每次我都企得好前,仲會同警察有對抗。」但怯,就輸一世。「問心驚唔驚?你試下俾四枝橙槍指住你,睇下你驚唔驚。但驚都係要做,個個都驚,個個都唔出,咁唔使抗爭啦。」

「而且,呢一次鬧到咁大,假如我地輸咗,中共一定會加速香港中國化,所以即使身邊人成日勸我唔好出,覺得越嚟越危險,我都一定要出。」

小恐懼後,潛藏著大恐懼。

可是,勇武派還能撐多久?Jasper無法揣測。「前線不斷被捕,同時又不斷有新人加入。但事實是,人數的補充實在追不上被捕速度。」

和理非變勇武 不會步向瓦解

隨著被捕人士增多,坊間開始流傳這樣一種看法:「可能有一日,前線真係會畀人拉晒」。如果剩下的和理非大部分無法「進化」成前線,那他們還能發揮多大效用?大家都在觀望。

這種「進化」,也是Jasper曾經的故事。

傘運初期,Jasper只是個站得很前的和理非。真正讓他開始覺得有需要採取和理非以外的手段的,是當年10月初的旺角黑夜。

當晚,示威者被藍絲打但堅持不還手,只耐心等待警方執法。「當時,我同眼前數名警員講話有人打人,佢哋(起碼300人警力)竟然叫我打電話報警。我當刻真係忍無可忍,唯有自己除暴安良。」繼暗角七警事件後,Jasper終於對警察徹底失去信任。 

直至現在,Jasper不再對警察抱有任何憐憫。「我可以接受而家眼前見到嘅所有方式。而如果捉到一個落單嘅警察,就算打死佢我都唔會割席。我呢邊講緊冇左嘅係三隻眼加好多條人命,仲有無數被黑社會/黑警打爆頭打斷手腳嘅手足。」

運動發展至今,他有感反送中和雨傘運動不一樣,不會那麼容易步向瓦解。單是前線來說,「同雨傘有最大唔同地方嘅係,我而家有裝備、有武器、有小隊、有戰術,同埋我有勇氣。」

「我其實已經好攰,冇諗過自己可以支撐到咁耐。」Jasper說。「不過驚還驚,如果因為被捕、因為攰而唔出嚟,呢個城市就玩完。大家都會驚,但係如果大家都一齊行出嚟,我哋就可以互相保護、照顧大家。」

「我小時候的志願是當律師,可是LLB(法學學士學位)沒有收我,輾轉下便修讀哲學。那時候遇到一個很啟蒙我的老師,很影響我怎樣看這個世界、怎樣審視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當時我就覺得這個人幾有型,我也想作這一種貢獻。當然我依然很憧憬律師——那是正義的朋友嘛。」Jasper認真地說。「但律師可以服務的人很少,而教師的話,至少都二三十人,你的行為的說話和教導,可能真的會改變他們一生。」

說了那麼多,念茲在茲的都是香港和香港人。

「光復香港以後,有咩想做啊?」Jasper若有所思地重複。「當然是去煲底見一見手足先啦。我想可以恢復一年去兩三次旅行、儲錢買樓嘅港豬生活啩?」

「可能會再讀書;也想儲錢開小生意,讓被捕的手足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另外,可能想做一些貢獻社區的工作,開一些義教的工作坊,幫一些老人家、貧苦大眾,畢竟有不少人因為這一次運動失去財政或生活上的能力。」

「如果光復到香港就可以從長計議啦,如果光復不了......」Jasper頓了一頓,「可能這幾年之內就會走啦。」

今次運動也許是他作過最大的一次賭注,也將是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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