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虎香港新聞 廉署執行處長朱敏健退休：調查以證據為本，與律政司「絕對有商有量」
「大膽創新，小心落實，通盤考慮，吃苦如蜜。」現年65歲、任職廉政公署逾35年的執行處處長朱敏健 （朱Sir）今日正式離任，留下「大小通吃」的寄語，提醒一眾廉署同事及他的繼任人何景揚。朱Sir曾在80年代參與偵破轟動一時、香港歷來最大貪污案件「佳寧案」。近年他為人熟悉的，是2010年離開廉署加入監警會，在2016年廉署前執行處署理首長李寶蘭離職後，臨危受命從監警會回老巢坐鎮。朱Sir離任前，分享35年來在廉署的工作。
律政司公布不就UGL案起訴前特首梁振英後，坊間質疑廉署與律政司的決定，ICAC更被網民戲稱為「I Cannot Arrest CY」。在講述廉署與律政司的工作模式時，朱Sir強調最終檢控權在律政司，「過往來說，大家絕對是有商有量。」
被問及35年來有沒有試過廉署堅持要檢控，但律政司持相反意見的情況，朱Sir回答：「真係冇。」傳媒再追問廉署是否絕對服從律政司的決定，朱Sir指不能用服從一詞，「大家可以拗，到最後哪方面拗得贏，要看哪方面提出的理據更加符合現有的法律。」當去到兩者僵持不下的極端情況，朱Sir說：「咁單case就唔會完住，會再傾。」
朱Sir穿著灰色西裝外套，內搭高領黑色上衣，滿臉笑容走到記者前，一來便很識趣地按照各攝記的要求，站在廉署標誌前翹手拍照。有記者打趣讚賞朱Sir的身材沒以往的圓碌碌，朱Sir就邊擺甫士邊笑言：「瘦咗4、5磅，可能跑完全馬，少咗啲脂肪，多咗肌肉。」
朱Sir總結廉署生涯時，提到廉署有四大原則，是自1974年成立以來不變的：「不偏不倚，無畏無懼，依法辦事，證據為本。」當中他特別強調最後一句，以回應近日坊間對廉署的質疑：「其實在廉署每一個查案人的心目中，告與不告，只有一個問題：有沒有證據告、證據可不可以入罪。證據不夠，告上法庭，除了浪費時間、人手之外，對所有人都不公道，其他的事情，涉案人是甚麼身分、甚麼背景，在查案人的心目中真的無足輕重。」
朱Sir親自作了一首七言絕詩，鼓勵一眾仍留在廉署打拼的同事：「輕舟齊御覓新舵，破浪翻騰渡劫波，驚風密雨須毋懼，和衷共濟創巍峨。」
UGL案：所有廉署案件，如要起訴必須要律政司的決定
記者問及廉署取態愈來愈保守，如何挽救公眾信心，還沒問到戲肉UGL事件，朱Sir在答問題時主動說：「唉，你唔講我講啦，（公眾說廉署）UGL咁多年都唔回應……」廉署就UGL案曾發新聞稿指：「廉署就有關調查結果，已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律政司認為沒有足夠證據向上述人士提出檢控而達致合理機會定罪。根據既定程序，廉署將調查結果呈交負責監察廉署調查工作的獨立『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審議。在審閱有關報告及法律意見後，委員會同意廉署無須作進一步調查。」
律政司決定不檢控梁振英、廉署決定不再作進一步調查，但兩者均無交代案件詳情、考慮的證據，朱Sir說：「在進行中的案件，我們永遠都不評論。原理很簡單，是不可以評論，因為如果你一旦評論了A案件之後，以後有B案件、C案件，你都要繼續評論。你問我一條是非題，有沒有拘捕A君，我今天答你沒有；然後你明天問我，有沒有拘捕B君，我不答，其實這個答案就等於你有調查，如果不是就會用昨天那個答案，變了我每一單都要講……演變下去，所有廉署案件就會在太陽底下調查，我想大家知道，我們的顧慮在哪裡，為甚麼廉署好像甚麼都不講。」但朱Sir指，不評論的決定也並非「一本通書」，每次有敏感的議題出現，對於「講與不講」、「講多少」都會討論。
那麼朱Sir又如何看待律政司在UGL案中，沒有外判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呢？是次事件會否白費廉署多年來的努力？朱Sir先聲明他不評論個別案件，但可講解廉署和律政司之間的工作模式：「由於在法例上，所有廉署的案件，如果要起訴的話，必須要律政司拿到一個決定，我們廉署永遠都不會自行去起訴任何人。每一個報告，如果是檢控的話，都會送去律政司那裡，由他作出檢控或不檢控的決定，過往來說，大家絕對是有商有量，可以想像到，不只是書面，我們是經過一個很詳細的商討。」
朱Sir接著回應律政司不外判取意見的決定：「外聘與不外聘是由律政司根據個別案件的整體性質、因素而考慮，並不是一個鐵一般的規矩……（不外判）都是律政司一個全盤的考慮，巧婦難為無米炊，如果一個案件本身根本是證據不足的，你不會想像到律師A說不告，我忽然間找個律師B，律師B會說告。所謂找外判與不找外判，都是一些證據以外的因素。首先都要有證據先得架，如果沒有證據，外判也好，內判也好，都是程序，最後的結果我不相信會有異議。」
傳媒繼續追問：不外判的話，如何令公眾安心？朱Sir先指，這是律政司完全有權做的決定，反問：「會不會這樣做的話，正正是考慮人的背景啊？點解牛頭角順嫂那單貪污案又不向大家公布下？」記者質疑，正正是梁振英身分特殊，才更應該尋求獨立意見，朱Sir指：「講這句說話的背後，已經有一個設定，某人的身分，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在我們，甚至我相信律政司考慮這單案件檢控與不檢控，並無考慮那個人的身分地位，證據以外的其他事情。如果我們信納廉署或律政司，都是純粹用證據去決定的話，那外判不外判、找幾多人去做甚麼事情，都是程序上的問題，而並非公義的問題。我不是說公眾不對，公眾不知道、不明白而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去理解。會不會問題的核心不在案件，而是在有沒有辦法令公眾釋疑。如果一個程序的懷疑，會不會可以用程序的答案去解決？我只是想講，其實公眾這一個疑問，會不會疑問一種程序而已？而不是案件的核心問題。」
最後記者問，35年來可曾發生過廉署決定要檢控，而律政司持相反立場的情況？朱Sir肯定地道：「真係冇。」那是否代表廉署絕對服從律政司決定？朱Sir指，不能用服從一詞，「（廉署同律政司）會拗，拗唔係代表你一定唔同意個結論。證據的比重如何衡量、證人的證供可不可信、應不應該再做某些行動取證供，這些與案情有關的行動細節，大家有不同的演繹，大家可以拗，到最後哪方面拗得贏，要看哪方面提出的理據更加符合現有的法律。」萬一去到廉署與律政司爭持不下的極端情況，朱Sir坦言：「咁單case就唔會完住，會再傾。」
朱Sir又指，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為廉署把關，而委員會是獨立運作，單看委員會成員的背景已可令公眾信服，「如果是嚴重的案件，這些進度我們亦都會報告給審查貪污舉報委員會知悉的，他們是擁有全面的訊息，關於這些報告、律政司的意見，他們都會知道、給意見、可以同意或不同意，所以每一單案件如果到最後，決定不採取行動、不檢控，除了廉署和律政司，還有一個客觀的審查貪污諮商委員會，他們的人是獨立的，他們都會看到這些內情，如果他們有意見不同，會提出。」
被問到如何看待有人利用廉署打壓異己，朱Sir笑言有留意到臨近區議會選舉，會收到較多關於樓宇管理的投訴，「制度令到我們不可以不做，因為如果用一個主觀的情況不去做，就會更破壞這制度，所以兩害取其輕，都要用同一把尺：只要它符合可追查、有貪污元素的案件，都做。不過做的手法、規模、取態，可以有一個適當的調節，目的是令到當事人不要受到這案件的不當影響。當然，你說罪證確鑿要拉、要告，亦都應該趁快做，如果找到人賄選，你是不是等他選完才拘捕？不就更不公道？有時要快。有些你如果現在做了，其實查無實據，不過你搞一搞，令到他容易被人攻擊，那不如等選完才做。不是考慮那個人是甚麼的政治背景，係考慮事情的性質和證據。」
緝拿受賄警員和白粉賣家：出動人手不足 調查期由一星期變一年
1975年，朱Sir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曾在兩間中學任教地理3年，1978年才加入廉署，當時廉署才剛成立4年，他一入職就是執行處調查主任。年少氣盛的他，負責的第一宗案件便出現蝦碌，硬生生把一宗可以在一星期內結束調查的案件，拖成長達一年的調查，從此以後，邊做邊學。
令朱Sir撻Q的第一宗投訴，是一單關於油麻地警署探員受賄的案件，該名探員在調查一宗街頭毒品買賣案時，威脅買家若然不想被捕，就須將保金轉贈警員，買家因不滿遂到廉署投訴。
聽畢案情，朱Sir想著只是個很簡單的任務，他的如意算盤是：只要在投訴人假意行賄警員的現場出現，便可人證、物證俱全，於是他只帶了助理調查主任便出動了。誰料那名警員如同有預知能力，當時並未收取賄款，朱Sir一度以為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打算坐車離開，卻碰巧車輛迷路，一直在上海街打轉，讓朱Sir偶然遇見白粉賣家與警員交收金錢的場面，原來兩人合作陷買家於不義。朱Sir二話不說跳下車，首先追捕賣白粉的人，打算捉一個便能迫出另一個。然後，朱Sir苦笑說，那個白粉賣家身材太健碩了，逃得無影無蹤。
後來他為了得到那名白粉賣家的情報，人生第一次到波樓篤波，沒打過桌球的他彎腰、一拉起球杆，便戳中身後人的腰，火爆場面一觸即發，任務被迫終止。事隔一年，兜兜轉轉，才將受賄警員和白粉賣家緝拿歸案。回想當時，朱Sir嘆氣說：「完全是缺乏經驗，我當時只要帶多一隊人，案件當日就已經可以結束……是好的結局，不過時間上就由一個禮拜變做一年。」
運輸署考牌官受賄：獨自進行調查 供詞自願性成逃罪理由
有一次廉署拘捕20多名九龍區的考牌官，朱Sir負責其中一名考牌官的盤問，宣讀警誡供詞後，幸運地該名考牌官和盤托出，其後朱Sir便影印證供發給盤問其他考牌官的調查人員，亦成功令其他考牌官承認受賄。但是到了上庭，因為在調查階段，朱Sir曾單獨盤問疑犯，沒有助手在旁，於是朱Sir負責的考牌官指控朱Sir威迫利誘，使他在不自願的情況下作供，最後大部分考牌官成功入罪，可是朱Sir負責的那個卻得以脫罪。
後來在調查人員興高采烈的慶功宴上，朱Sir悶悶不樂喝著愁酒，他的外籍上司走過來跟他說：「Win some, Lose some.」從此他帶著這句忠告走了40年，不只工作上，也是在待人處事上，朱Sir說：「進程永遠沒有一帆風順，高山低谷都走過。」
香港歷來最大貪污案「佳寧案」：翻查數字數個月 終找出洗黑錢證據
這單長達17年的「佳寧案」，朱Sir參與其中的4年半，包括到其他國家蒐證和引渡疑犯。為了破案，他甚至有一段時間在會計師樓上班，學習基本會計技巧。但朱Sir要講的並非拘捕佳寧集團主犯的故事，而是令他深感自豪的賄款流向偵查：當初朱Sir對著一箱手寫在藍色紙上的現金出入數記錄，紙上甚至沒有戶口號碼，只有日期和銀碼，數個月內反覆抄寫和思考這些數字間的關係，終於找出洗黑錢的途徑。
一開始朱Sir只是抱著湊巧的心態將數字加加減減，後來發現1000萬元被轉出，3星期後只有7,121,500元轉回來，那少去的2,878,500元呢？朱Sir直覺這就是賄款，某天靈機一動，便以2,878,500除以101，答案出來了，是整數。朱Sir笑著解釋，通常購買新股，除了本金，還會收取1%的手續費，即是少去的錢是用來購買新股，後來只要查新股的去向，就可知道接受賄款的銀行是哪間。
1988年時， 朱Sir申請升職，當時考官駁回其申請，原因是「Lack of investigative experience」；1989年，即靠數字破案後，同一考官批准了他的申請，朱Sir順利升級，評語是「Nothing beat the local experience」。短短一年之間，他的經驗終於得到認同。
拘捕上市公司創維主席：由邊境守候到飛車截人 終在電梯等到目標人物
創維集團是中國電視商的龍頭企業，2004年公司主席黃宏生，連同執行董事和財務總監在內共10人因涉及貪污詐騙和挪用公款被捕。時任首席調查主任的朱Sir在行動當日本來與一眾同事待在邊境，等黃宏生出現，因為擔心泄漏情報，控制中心決定在目標人物即將入境前，才向入境處傳真禁制令，沒想到黃宏生坐著賓士提早入境，被剛巧下車的朱Sir察覺。
突然「走餅」、慌亂之間，朱Sir打電話請求控制中心派人馬支援、出車窮追目標人物，朱Sir一行人亦馬上離開邊境，前往位於太古坊的公司，希望在目標人物到公司前可以進行拘捕，並防止目標人物在公司銷毀一份價值4,800萬元的虛假顧問合約。控制中心派出的車隊成功截停目標車輛，卻驚覺目標人物不在車上，朱Sir一行人提心吊膽趕到公司，正打算搭電梯上去，突然之間，半掩的門快要關閉又重新開啟，目標人物拿著Starbucks的早餐和咖啡進來，疑犯就這樣投懷送抱。
朱Sir自認是個幸運的人：「上天真係待我不簿，兜兜轉轉都跌番落我個袋。」他喜愛打橋牌，橋牌裡有一句「Experts are always lucky」。他解釋，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有時要相信直覺、做合理的冒險，「只要我們永遠不要放棄，其實每一個階段都會收到不好的訊息，似乎說給我聽，任務會失敗，但是我覺得態度是我不放棄，繼續去想出路的話，到最後，可能上天見你咁可憐搞咁耐呢，會俾返些少回報你。」
談及高層大地震：廉署還是很團結 沉默寡言文化已開始改
朱Sir否認坊間對廉署的向心力和團結的質疑，但他說以往沒出現過高層的突然轉換，可以理解公眾的看法，「我正正希望我回來的三年，給定心丸大家食。其實當時內部的環境不是大家想像那樣，尤其是前線的人，可能是有些疑問，但只要給他們解答，大家開心見誠講，就會諒解，很快已經可以給外界看，其實我們都是很團結，公署都還是很穩定。這三年，大家看我們的業績、看我們的表現，其實沒有走樣，我們只是愈來愈好。」
有入行逾20年的資深記者向朱Sir表達看法，指感覺廉署現在的中高層不敢與傳媒接觸，比以往更難攞料與溝通，公眾對廉署亦失去信心。朱Sir卻表示疑惑：「公眾經常說我們變了質，但是具體有甚麼實例變了質？我們做的案件有甚麼顯示出我們變了質？是不是公眾只是用一種很表面的觀感去看我們？」他續解釋，內部的透明度比以往已有很大的進步，例如廉署近年發布新聞稿「已經唔揀來出」，主動通知公眾案件的結果，「以往我覺得有些（新聞稿）我們不會出，但現在我們會出。以往呢，如果有敏感的議題，而我們內部是原則上是一定避，怎樣都不會回應。但現在每一個敏感議題，內部是有討論過，可不可以回應。」
朱Sir繼續向公眾派定心丸：以往廉署沉默寡言的文化已經開始改，會盡量訓練同事在適當的時候講適當的說話，「新方向，真的希望更開放，在情況容許之下，跟大家更加多溝通，這樣才會令我們做的事情更加策略性，及貼近社會的脈搏，不要說我們崖岸自高、自成一格，躲在這座漂亮的大樓入面自說自話。我們不希望這樣。」他又請求大眾的體諒，「中層嘅同事，那個無形壓力仲係會大，始終咁多年來，唔講好過講，講多真係錯多，我們曾經在某一階段時，幾乎你跟傳媒講任何事情都接近喺死罪。那個年代，已經過去，歷史嚟。」
朱Sir在2010年一度離開廉署，轉到監警會做秘書長，2016年又回歸廉署出任執行處（秘營機構）處長，是唯一離開了又再回來的廉署高層。當初離開是因為有獵頭公司以「有無限制的自由度去構建一個新的組織」為條件，誠意邀請朱Sir到監警會做開荒牛，朱Sir稱：「（這樣的條件）對於一個做了這麼多年的執法機構人來說，是很大的引誘。」
2016年，時任執行處署理首長李寶蘭被取消首長署理安排，繼而辭職。本接替李寶蘭一職的丘樹春又曾提前申請解約。在廉署大地震下，廉署專員白韞六只花了數分鐘講解來意，朱Sir便同意重返廉署坐鎮，期間沒有問過重返後的職位。朱Sir笑著說：「因為我好鍾意廉署！」如今到了退休年齡，朱Sir說這幾年都沒有放過大假，先稍作休息，坦言沒興趣從商，但仍然對公務有熱誠，如果有合適的公務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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