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眼到心——初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文:李海燕(香港藝術刊物編輯、藝評人)

前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故宮),不論搭乘扶手電梯或拾級而上,參觀者從地面抵達入口所在的平台時,會感到豁然開闊;仰望主樓的話,對建築物上闊下窄的設計意念,也許會看出端倪。作為國家的城市之一,加上土地資源有限,香港故宮的空間規模定不可比北京的大,然而,沒有足夠氣勢的話,又配不上展品代表的宮廷文化之瑰麗。假如在進入故宮前舉頭一望而生出或多或少的巍然之感的話,將有助參觀經驗的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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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的內部裝潢意料之外地低調。牆壁和傢俱顏色偏深,有硃砂色的點綴,中國人的紅不耀眼但沉厚,像血。延展大廳天花的巨大裝飾,其金色也是反光度不高的啞金。的確,展品才是主角。建築物不過才剛剛豎立起來,沒有歷史,安份地扮演載體的角色,是對文物恰當的尊重。八個展廳分佈在三個樓層,廳與廳之間休息空間充足;可是,不知是廳內本來就狹小還是展品太多,圍著展品像看珍禽異獸般嘖嘖稱奇是可以的,空間卻無法喚起參觀者對歷史作為整體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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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之為歷史,不只因為年代久遠,還有它們是技師的思和巧的集體實踐,代代傳承;有為貴族吸納的民間技藝,亦有庶民以示優越而模仿的宮廷慣例,統治者和臣民往來互動,文化面貌在流動中漸漸變得清晰。正如香港故宮現有的藏品中,有來自香港收藏家的捐贈,在「同賞共樂——穿越香港收藏史」展出的,除了金飾和佛像,品味優雅的茶壺和明式傢俱,亦有來自民間的嶺南畫派始創人高劍父的《文化浩劫圖》(1941)

昔日的天子,形象化了人對自然的敬畏,人用最大的巧思和最靈敏的雙手來豐富皇族的物質生活,以示尊敬,在過程中發展出的美,成為了精神上的追求。在故宮展出的文物之中,大都是生活器物,即使是書畫,也不乏為記事而寫的。見證這種既來自又超越了生活的成就,正是參觀文物的趣味,讓我們回溯人類如何跨越功能性與精神性之間的分野:一方面駕馭器物來擴展力量,另一方面依賴器物來修鍊性靈。例如用作食具的陶瓷,直接聯繫維持生命的三餐,碗盤的弧度,優雅地配合著弓起的掌心,在「凝土為器——故宮博物院珍藏陶瓷」展廳中,不論是沉默觀賞或高談闊論的參觀者,彷彿感到碗盤在手中的重量和溫度,食物和進食的滋潤感覺油然而生,文物由眼見的身外物成為了召喚身體記憶的能動者。

從這個層面思考的話,六位香港當代藝術家以全新創作回應故宮文物的「古今無界——故宮文化再詮釋」展覽,對「文物」和「藝術」的想像可謂另闢蹊徑。在這裡,「藝術」是近代西方的個人式的,藝術品的價值在其無用之用。展覽對文物進行了去脈絡化的處理,其中吳子昆的《物化》更直接以去脈絡化作為創作方法以及自我批評。雖然是當代藝術中常見的處理,但是當參觀者身處一所歷史博物館、並從其他論述一致的展廳突然進入此廳時,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和準備來調校觀賞方式?

工業革命以來,機械生產改變了人與器物的關係,物料的觸感、工藝的掌握、器物由無到有的喜悅,變得遙遠。十九世紀末英國的「美術工藝運動」提倡對手工價值的回歸,然而始於二十世紀末的知識型經濟傾斜,令致雙手一與腦袋相比,便變成不夠進取的代名詞。近年來,香港人得以平價購買大批量機械生產的物品,不會再修補破損,衣服連價錢牌也未除就棄掉。如何學會專注,堅持微細之處的改善,孜孜不倦地追求心中理想的境界,不滿足於膚淺的官能刺激,就是文物向我們發出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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