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被停刊兩年 他們可好?

《立場新聞》在 2021 年 12 月 29 日停運。(資料圖片)

兩年前今日,《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前署任總編輯林紹桐及前董事等人清晨被捕,《立場》即日停運,網站即晚沒法閱覽,社交平台變成「this content isn’t available」《立場》由成立到停運的七年,曾發佈逾十萬篇文章,到底《立場》留下了甚麼?

有前《立場》專題組記者、前港聞記者均相信,有些題目只有在立場才會做,他們都不約而同認為,《立場》是做新聞的自由空間,有人形容《立場》停運有如親人逝世,至今仍盼望有天可與大家再做同事。

攝影:Nasha Chan、CCW

專題組元老:兩記者一個月時間做報道

2014 年 7 月網媒《主場新聞》因商人、創辦人蔡東豪發聲明表示恐懼而停運,同年 12 月,鍾沛權、余家輝和商人蔡東豪再成立《立場新聞》,在創刊辭表明「未放棄建立獨立自主媒體的夢想」,要「以香港為本位」、「報道真相」及「捍衛言論自由」,由 2014 年起營運到停運,歷經七年。

Falco(化名)這七年都在《立場新聞》任專題記者。此前,他偶爾會做訪問、寫文章,在雨傘運動期間也曾參與採訪。因時任總編輯聯絡,他不假思索就加入了。當時,全間公司約有 16 人,有兩至三人是專題組同事,這編制一直到 2019 年都沒怎改變。Falco 最大的感覺是《立場》極重視專題,「由我開始上班之前已開始一起『傾故仔』 ,看看究竟有甚麼專題應該做,題目也是很闊的。」

他隨口就說了一大堆曾撰寫過的專題報道,題材由文化到政治。Falco 說,在立場可以花很多時間去做專題報道,而且可挖得很深入,「報紙一個專題可能最多是 3000 字,但我做的頭幾個專題,全都是分很多篇,訪問了很多的人。」

2015 年,時任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點名批評港大編委會《學苑》專題,《立場》其後刊出五代學苑人的專題,書寫學生思潮的改變。Falco 對這報道印象深刻,因他認為當時其他媒體都不會讓兩個記者用一個月,如此深入地訪問幾個總編。Falco 說,立場專題組是重視歷史,也很重視深入討論議題。

難忘重整民主黨歷史專題

回顧這七年,專題組做過最大的報道,就是重整民主黨歷史,當時 Falco 及同事在一個月內訪問了 40 多人,然後再用了一個多月再整理不同人的說法,梳理出他們理解的版本。這專題由籌備到完成,即正式出街,也用了兩個多月。

Falco(化名)曾在《立場新聞》任專題記者。(Nasha Chan 攝)
Falco(化名)曾在《立場新聞》任專題記者。(Nasha Chan 攝)

一度陷財政危機

可是這個在 Falco 眼中看重專題的空間,一度陷入財政危機。前總編輯鍾沛權在今年審訊時曾稱,他在 2016 年 9 月起,維持半年沒糧出,一直到 2017 年的農曆年才恢復支薪,但他此後減薪 35%,在 2020 年前都沒再調整。

Falco 說,那段時間《立場》的資金只可營運九個月左右,不過員工的收入沒有受影響,甚至可按市價調整。不過,當時同事也可能要「多做一步」,為公司找贊助。Falco 一直都很關注專題報道的「view數」,除了關注自己的心血能否帶來討論外,這也是公司能否牟利的一個條件。

2017 年後 公眾討論議題乏力

但是,專題的點擊率不似預期。Falco 觀察到,尤其在 2017 年特首選舉後,或因結果已塵埃落定了,他感覺到社會對於公共討論、政治的討論都覺得有點厭倦,「我的觀察是,專題等開始少人看,即使你付出多少都是這樣。」他舉例,他當時做了一個討論政治中間路線的專題,「訪問了一些偏向中間、溫和一些的政治人物,我覺得那個主題整個討論是挺好的,是挺切合當時那個社會,也是可以大家討論的東西。」可是那個專題最後帶來的討論,並不如預期般熱烈,令他感乏力。

在 Falco 做了些迴響不似預期的報道後,總編跟他說,這些專題就算沒反應都不是很大所謂,令他很驚訝,「他說就當作是擺在這裏,當作是一個歷史記錄,(故仔)做出來有價值的,就算不是當下的價值,都是些永恆、或一些遠一些的價值,是歷史的價值。」

Falco 認為,2019年後,《立場》呈現的新聞多元了,接觸讀者的效果也更理想。(Nasha Chan攝)
Falco 認為,2019年後,《立場》呈現的新聞多元了,接觸讀者的效果也更理想。(Nasha Chan攝)

「炒稿」歷史曾引爭議

當時的《立場》,其實引來不少傳媒行內的爭議。其中之一,是取用了其他傳媒自家採訪的內容(俗稱「炒稿」)。 Falco 說,過往在每日的即時新聞確實有這樣的爭議。自《主場新聞》起,他們參考來自美國的 Huffington Post,嘗試將很多不同的新聞結集在一個平台,而 Falco 理解,《立場》及《主場》都有試著為新聞「Add Value(增添價值)」,例如有些時候都盡可能自行再採訪,重新包裝新聞稿、及盡可能在文中放回原文的連結,或做一張較好的美術圖片,令新聞呈現上有所改善。他並不認同,《立場》如像坊間所形容 2019 年前只在炒稿,「在 2014 至 2019 年,甚至在主場新聞的年代,已做了很多專題式的東西,即是真的自己做的新聞故事」

《立場》的收入在 2019 年大幅上升,也令公司可以聘請更多同事,資源也相對充裕了。除了專題組多了同事外,美術部、影像部同事增加,也增聘了數據編輯等,Falco 認為,《立場》呈現的新聞多元了,接觸讀者的效果也更理想,「我覺得(新聞)變化上多了很多,距離我們想希望呈現的真實的故事是接近了。」而有了資源,Falco 再也不用擔心公司會因財政壓力而停運,可以很投入地去做新聞。

年輕的港聞記者Nora(化名)在《立場》的日子,有迷茫時,也有難忘而滿足的採訪經歷。(Nasha Chan 攝)
年輕的港聞記者Nora(化名)在《立場》的日子,有迷茫時,也有難忘而滿足的採訪經歷。(Nasha Chan 攝)

年輕記者的迷茫

年輕的港聞記者Nora(化名)就在《立場》擴張時加入,那時有約 20 人。 2020 年初,《立場》招聘兼職學生記者,Nora 剛從大學畢業,但她認為自己也算是學生,便去應徵了。應徵時,採訪主任知悉她已畢業,她也直接應徵全職,不久後她便加入了。Nora 同年見證著影像部、美術部擴張、其後偵查組成立,《立場》一直擴張,直到有 60 多人。不過,對 Nora 來說,在《立場》工作,迷茫的日子有不少。

入《立場》之初,主要是記錄反修例運動,那也是 Nora 想做的,可是自從《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示威、衝突沉寂,其後《立場》也做了很多政治相關的新聞。Nora 專責寫教育新聞,寫了不少有關通識科殺科、或公社科相關的報道。

難忘完整跟進死因研訊

這些並不完全是 Nora 想做的新聞,她希望探討學童自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需要為何等議題,有時候,她會認為自己並不是在做真正想做的事情,但又沒心力在工作的時間以外去做自己想做的題目,「那時真的做到很累。」但回想在《立場》的日子,Nora 都有做得滿足的時候,她曾完整地跟進一個死因研訊,事後根據研訊的內容,繼續跟進報道,她很感謝公司給這樣的時間及資源。

資深傳媒人蔡元貴,在 2021年,短短六個月內,經歷了《蘋果日報》和 《立場新聞》停刊。(CCW攝)
資深傳媒人蔡元貴,在 2021年,短短六個月內,經歷了《蘋果日報》和 《立場新聞》停刊。(CCW攝)

前《蘋果》記者 停刊後到《立場》

2021 年 6 月 24 日,《蘋果日報》成為因《香港國安法》停運的首間媒體。鍾沛權在庭上供稱,在蘋果停刊後,決定將 2021 年 5 月之前的博客文章全部下架、停止公眾贊助、終止同事合約並結算年資、再重新簽合約,改為月初發放薪金,避免公司一旦遭遇「不測」、資金被凍結而拖欠同事遣散費及薪金。

可是,《蘋果》停運令大批記者瞬間失業。一如其他傳媒,《立場》此後也聘請了幾位《蘋果》記者,在《蘋果》工作 22 年的採訪主任蔡元貴(貴哥)也是其中一員。貴哥在《蘋果》時,曾參與報道 《基本法》23 條立法、揭發前立法會議員程介南以權謀私、也被派往報道美伊戰爭等⋯⋯在《蘋果》工作,除令他可記錄歷史大事,令他很深感受是,報道可影響政策,也可做到監察官員、議員,提高讀者及社會對於監察的意識。

《蘋果》停刊後 做新聞的火熄了大半

貴哥一直認為,在《蘋果》就是要留守至最後一刻,不過沒了《蘋果》後,他做新聞的火也熄滅了大半。《蘋果》完結後,他獲鍾沛權邀請加入《立場》,抱著「做得一日得一日」及見證歷史的心態,繼續做下去。在貴哥工作不足半年,《立場》也停運了,這是他所經歷的二度傷害,他做新聞的火也完全熄滅了。

當日,貴哥沒回到辦公室,他不知道回去可以做甚麼,他只是覺得悲涼。相隔不足一周,《眾》新聞也停運,他有好長的一段時期心灰意冷:「我甚至不是很鼓勵剛畢業的人投身這行業,因為原來認真做到有影響力,都會有這樣的後果,這麼大的犧牲。」

蔡元貴說,《立場》停運了,他做新聞的火也完全熄滅了。(CCW攝)
蔡元貴說,《立場》停運了,他做新聞的火也完全熄滅了。(CCW攝)

《立場》停運 如死去親人

《立場》停運, Nora 及 Falco 都形容,一名親人死去了。

Nora 至今仍很記得停運前後發生的每個細節,她大概一輩子都沒法忘記那 30 多 小時。立場停運前一日是記協周年晚會,Nora 赴宴,晚上很夜才回家。於是,在《立場》的同事被捕當日,即 2021 年 12 月 29 日清晨,她早上七時突然在床上扎醒。當時,她的手機已有多個訊息及未接來電。她很快就料到發生了甚麼事,沒刷牙就急忙換衣服趕回公司,並在一些警方會經過的位置,準備舉機拍攝, 因 Nora 認為,無論如何都要記錄到上司被帶走的一幕。

國安警清晨帶著手令到《立場》的辦工室,當時仍有員工在內通宵工作,Nora 也將他們的經歷記錄下來。之後幾小時,公司就宣布停運。同事們晚上圍在電視機前,看剪好了,最終沒法出街的影像報道;也拍下些合照。總之就不想回家。

2021年 12 月 29 日,國安警和大批軍裝警員,到《立場新聞》的辦公室搜查。(資料圖片)
2021年 12 月 29 日,國安警和大批軍裝警員,到《立場新聞》的辦公室搜查。(資料圖片)

被人拿走記者這身分

晚上,大家都知悉鍾沛權及林紹桐將在翌日提堂,只是相隔幾小時,一群立場前記者就去法院門外排隊取籌。Nora 通宵沒睡,清晨就到。可是那天二人下午才提堂,去到送車一刻已入黑。Nora 覺得,最辛苦及沮喪的就是到法庭旁聽、送車的時候,「 在那一刻才意識到自己身份上已經被人拿走記者的這個身分,因為我們站在那條行人路上只是普通市民, 並不像以前那樣是一位記者,要紀錄那一切⋯⋯但我們的初衷沒有變,因為我們也想記錄這一切,只不過我們失去了資格而已。」

警方當日一度更拉起封鎖線,截查欲送車的人,「我覺得這是屈辱來的,我不是不開心到哭,我是生氣到哭,我的記者證還在銀包裡,警察檢查了,也見到那張代表記者身份的證件,但他拿出來之後,不當它是一回事。」

《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和前署任總編輯林紹桐出庭後,同事們在囚車相送。(資料圖片)
《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和前署任總編輯林紹桐出庭後,同事們在囚車相送。(資料圖片)

生命的一部分,自那天死去

Falco 沒法具體描述當日的情形,他平靜地說,情緒沒太大起伏,因當時也有很多事要處理。只是,他一直覺得生命中有一部分的自己自那天起就死去了,「你再沒有機會再跟這一班人、一個這樣的團隊一起去追求這樣的事情。你想像一下,那件事是我過去七年來,每天都做的事情,突然間不能夠再做了,我的感覺就是死了一個理想,甚至好像有親人死了。隨著時間,那個親人和我越來越遠了,我越來越不能做原本最喜歡做的、覺得自己最能力所及可做到的事情。」這份哀傷,很慢很慢地隨時間滲出來。

學習與痛苦共存

過去兩年,大家都一直在學習與這份痛苦共存。《立場》停運前,有好幾個報道寫好了,卻沒法面世,其中一個專題Nora 有份寫,記錄了港人那年的創傷。公司停運後,Nora 不想浪費這心血,去年與其他參與這個報道的同事,以展覽形式重現受訪者的故事。

這展覽,填補了她在《立場》停運時的一個遺憾,「好似延續緊公司嘅靈魂咁,當然都係一種治癒,不論對我哋還是睇展嘅人。」 Nora 也曾與以往合作做新聞的同事開網店賣衣服,一同開設賣衣服的社交平台,因為 Nora 仍想寫作,也很想與舊同事做創作、「做瘋狂的事。」Nora 不時相約舊同事聚會,她想見多點舊同事,「因見到他們,才會令我想起一些我曾經很著緊的東西。」

《立場》停運前,有好幾個報道寫好了卻沒法面世,Nora 去年以展覽形式重現受訪者的故事。(受訪者提供圖片)
《立場》停運前,有好幾個報道寫好了卻沒法面世,Nora 去年以展覽形式重現受訪者的故事。(受訪者提供圖片)

行山疏導情緒

要見舊同事的,不只有 Nora,不少前《立場》人都會定期相約同事,其中一個定期會相約的活動是行山,簡單如鶴咀的平坦石屎路,到行中等難度的紅花嶺。Falco 這兩年靠著行山,找到了疏導情緒的出口。有一次,他與前同事在撿豬灣的石灘上,看著隨浪沖走的石,「原本這群人是一起做新聞的人,一起坐在那個灘看著石頭滾來滾去,大家突然想發洩,拿著石頭不斷地扔下去,有些同事大叫。那個畫面很 surreal,但是那個時刻我才有一種發洩。」

熱愛行山的貴哥,不時會帶路。記者 11 月隨貴哥行獅子山,他除了帶著大家上山、照顧上山的伙伴外,也沿路介紹步道上所見的英軍界石;大家見到一株垂吊下來的白花,他查了查手機,不消一會就查出出那株美麗的白花,原來是「四大毒草」洋金花(即曼陀羅花)。貴哥做記者時,已對香港的歷史很感興趣,他也一直喜歡行山。在《蘋果》停運後,即便他也在《立場》上班,也會抽時間去帶導賞團。《立場》停運後,他曾做過麥當勞、跑去學水電,最近一年則做兼職導賞員,帶團讓人認識香港歷史。

要見舊同事的,不只有 Nora,不少前《立場》人都會定期相約同事,其中一個定期會相約的活動是行山。(CCW攝)
要見舊同事的,不只有 Nora,不少前《立場》人都會定期相約同事,其中一個定期會相約的活動是行山。(CCW攝)

已回不去為理想工作的時代

與去年相比,今年大家的生活,方向相較安定了下來。貴哥沒再做麥記,這年專心做個自由工作者,安排時間上課、帶導賞團,也間中做兼職網編:「今個月只管下個月的事情,嘗試不想得太過長遠,想得這麼長遠,你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那些不是好事。」他雖有繼續做傳媒工作,不過他已回不去以前為理想工作的時代了。

小媒體相繼成立覺有點希望

但對比起《蘋果》、《立場》停運之初,在一些小媒體相繼成立,眼見仍有不少記者繼續報道,他現時覺得傳媒也是有點希望的,「在這個紅線虛無飄渺的情況下仍繼續堅守,就覺得還有希望的,言論的空間小是事實,但是很有趣,好像行一座山,你越堅持,上到終點就越開心。」

蔡元貴在《蘋果》和《立場》停運後,曾經到快餐店打工。( 資料圖片)
蔡元貴在《蘋果》和《立場》停運後,曾經到快餐店打工。( 資料圖片)

Falco 這一年也寫了些報道,人物專訪、數據分析的長篇報道,他都有涉獵。他用「人畜無害」去形容自己的報道,也認為自己並不完全可找到自己喜歡及擅長的報道,「我在做很多不擅長的東西,以前在一個機構裏,每人能力不同,我只需要貢獻我自己最強的部分,偶爾會有覺得無力,或覺得不應該是這樣,但也只能如此。」

思考有什麼可以做

今年,他已較去年習慣一點,他也在這狀態下繼續工作。只是,對他來說,今年與去年最大的差異是,感覺到《立場》與大眾的距離有點遙遠了,「我已經開始不能夠再用『我以前做過《立場》』自我介紹⋯⋯因為我覺得開始對於一些人來講可能事情都已經淡忘 ,或者很遙遠了⋯⋯當然對我來說不是那麼遙遠,那件事情太深刻,一個家人死了兩年,其實還會很想念他。」但,Falco 也認同,大家都要「move on」的,「我有時也提醒自己,不可以太記住或者太掛念《立場》,反而要思考在現在的這個社會環境,自己有什麼可以做的。」

Falco 說:「那件事情太深刻,一個家人死了兩年,其實還會很想念他」。(Nasha Chan 攝)
Falco 說:「那件事情太深刻,一個家人死了兩年,其實還會很想念他」。(Nasha Chan 攝)

Nora 這兩年,經常到法庭旁聽或去探監。最近見到黎智英案、47 人案都不算很多人旁聽,同時眼見身邊朋友對新聞的關注熱度一般,她就很怕。她也明白,生活要過,自己對新聞也倦怠,她也想好好休息。這一年,她重新學佛,修補自己的心,她的領悟是,唯一可以控制的是自己的思想及行為,「所以我比較著重的是自己怎樣做自己,記者的訓練,我想是怎樣去做人,認為是對的事情繼續去做。」

Nora 最近重新學佛,修補自己的心。(Nasha Chan 攝)
Nora 最近重新學佛,修補自己的心。(Nasha Chan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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