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煤氣燈效應

什麼樣的情感操縱模式和心理虐待，竟能逐漸摧毀一個人的現實感？

撰文／斯維特（Paige L. Sweet）

翻譯／李明芝

錢德拉（Chandra）說，在12年婚姻中，丈夫不斷外遇，每當她找到外遇的證據，丈夫都說是她「嫉妒」、「多疑」和「瘋了」。丈夫最常使用的詞彙是「不理性」，自古以來這個詞彙經常用來貶低女性。錢德拉有工作、受過教育，而且相當細心地照顧孩子，但丈夫還是持續令她深信少了他不行。例如，他會故意晚幾天付電費，然後在斷電時嚴厲指責她，這是令錢德拉覺得必須依賴丈夫財務的控制策略。在我視訊進行研究採訪的一小時期間，錢德拉一再把前夫描述成情感操縱者。

結束與錢德拉的訪談後，我迅速記下一些要點：混亂困惑、不對等的照顧責任、羞愧恥辱感、喪失可信度、性別侮辱、言語虐待。根據過去幾年我蒐集到的案例，錢德拉的經歷可說是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的典型案例。長期以來，錢德拉的前夫說她「瘋了」並指控她「反應過度」，使她對於自身經歷是否真的可信產生懷疑。

煤氣燈效應不會憑空生成。錢德拉基本上跟朋友和家人都斷了聯繫，她有經濟壓力的同時，在工作和育兒的平衡上也缺乏支持。這使她更無力抗拒丈夫的情感操縱，因此心力耗盡且陷入困境。錢德拉質疑自身感覺的真實性、自身記憶還有詮釋事件的能力。她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瘋了。

煤氣燈效應是一種情感操縱，大致上定義為心理虐待的一種類型，會使受害者看似或覺得自己「瘋了」。它類似其他型式的心理虐待，可視為其下的亞型。已知心理虐待，尤其是「把人逼瘋」的那種類型，是家庭（或親密伴侶）暴力的核心特徵。這些精神暴力會說服受害者，自身經歷並不真實或不重要，並反過來假借這些經歷責怪他們。

有其社會脈絡

結果導致美國社會學家費拉洛（Kathleen Ferraro）所說的「超現實」虐待關係，或是社會學家里奇（Beth E. Richie）指稱的「敵意的社會環境」。煤氣燈效應一詞出自1930年代的一齣驚悚舞台劇，劇名就叫做「煤氣燈下」（Gas Light），1944年改編為由瑞典影星英格麗‧柏格曼（Ingrid Bergman）主演的同名電影。劇中女主角的丈夫會偷偷調暗或調亮室內煤氣燈，但堅稱一切都是妻子的想像，讓她漸漸以為自己瘋了。

過去十年來，煤氣燈效應一詞越來越流行，原因之一是「#我也是」（#MeToo）女權運動大獲成功，這場社會運動闡明了性暴力和性騷擾的受害者在公開暴行時如何遭受社會懷疑和污名化。時事評論員也使用這個名詞描述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白宮對外發出令人費解且否認現實的說法。煤氣燈效應一詞在關注心理健康的推特、Instagram和抖音（TikTok）用戶間迅速傳開，政治和文化作家以及大眾心理學家也紛紛使用。看似所有人都在談論煤氣燈效應，但這類型的心理虐待才剛開始利用系統性的社會科學資料進行研究。

儘管往往認為煤氣燈效應是兩人關係的問題，但有一部份也在不平等的社會脈絡中展開。煤氣燈效應會助長社會脆弱性（譯註：脆弱性越高，越易遭受傷害、復原的能力越低）和刻板印象，它牢牢地確立既存的權力不平衡，同時助長新的權力不平等。煤氣燈效應一詞也越來越常用於描述結構性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症和身心障礙歧視（ableism）。例如專家與社會運動人士以「人種煤氣燈效應」（racelighting）來描述種族微攻擊（microaggression），也就是有意或無意地貶低有色人種遭受的經歷並掩蓋這些行為的意識型態，去年一項政策報告把基於種族的煤氣燈效應形容為「社會結構中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social fabric）。

身為社會學家的任務，是密切注意難以理解、亂七八糟的主流宰制的意識型態（dominance ideology），關注社會學家高登（Avery Gordon）所謂的「權力的咒語」（spell of power）以及降低弱勢族群可信度的方式。藉由認真看待煤氣燈效應，可更加了解「微不平等」與日常生活中經歷的「微」型式噤聲和消權（disempowerment）間的關係。

身為社會學家，我感興趣的是煤氣燈效應出現的社會條件和親密關係動力。去年，我開始利用深入的質化研究釐清煤氣燈效應何以陷人於悲慘境遇。為了找到這類受害者，我在社群媒體上貼出召募受訪者的廣告，粗略定義煤氣燈效應為某人試圖讓你「看似或覺得自己瘋了」。召募策略是要讓自覺曾經歷煤氣燈效應（無論型式與地點）的人都能參加。

我在六個月內訪談了122名受訪者並分析構成這種虐待型式的模式，對於煤氣燈效應發生的社會脈絡最感興趣，我最想了解此效應跟性別、性傾向、階級、能力和種族不平等的關係。毫不意外，煤氣燈效應涉及的不只個人身分，而是多元因子交織，意思是說年齡、種族、性別和性傾向等因子，全都跟個人的現實感受到扭曲、質疑和否認有關。

危險的關係

我的分析結果發現，煤氣燈效應似乎通常發生於四種核心關係或背景：家庭暴力、不以其他型式虐待的親密伴侶、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以及體制性煤氣燈效應──主要發生於職場。這些型式的煤氣燈效應仰賴不同動力，舉例來說，家暴通常包含言語虐待，而職場煤氣燈效應往往跟種族歧視有關。然而，這一切都涉及權力不平等。這很重要，因為它讓我們知道要問不同的問題：不是問「這個人為什麼這樣做？」和「受害者應該如何反應？」而是問「誰在其中確立了權威以及如何建立？」以下舉四種核心關係和背景為例。

西拉（Selah）的經歷足以代表家暴類型煤氣燈效應。西拉的前夫多年來懷疑她精神不正常，跟她說她需要吃藥，也說她的家人覺得她不穩定。他曾打電話找心理衛生緊急處理小組來家裡，聲稱西拉企圖自殺，不能讓她單獨待著。後來西拉離開前夫、住進自己的公寓後，前夫在她上班時破門而入，在房子裡恣意妄為。當西拉回到家時，他裝成一副沒事的樣子，還問她晚餐吃什麼。前夫堅決主張他自認的現實（他們還在一起）扭曲了西拉的現實（她已經離開他）。他在他們的對話中不斷摻雜幽微的威脅，不讓她出門購物。

這是他們關係長期以來的模式：每當西拉試圖離開，她的丈夫就跟蹤並騷擾她，直到最後她偷偷逃到大老遠的家暴庇護所。這種虐待的險惡性質令西拉難以描述發生了什麼。畢竟，丈夫來到家裡問晚餐吃什麼，有什麼錯呢？誠如西拉的解釋：「他們活在另一個現實中，而他們要你跟他們一起生活在那個現實裡。」

我訪談的對象中，約30%的人認定父母是主要的情感操縱者。奧戴莉（Audrey）覺得母親從來不把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當一回事，堅持奧戴莉的憂鬱和焦慮並不是真的，她只是「懶惰」、「很愛演」和「反應過度」。奧戴莉曾因心理疾病住院，也曾自殺未遂，甚至因為症狀無法工作而接受政府援助。儘管如此，奧戴莉還是擔心沒有人會相信她的症狀是真的。奧戴莉說：「或許我是失敗者，或許我的性格真的很差勁，或許我只是在尋求慰藉。」因為這些恐懼，奧戴莉拖延治療，也輕忽自己的症狀……

【欲閱讀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2022年第250期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