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見漁歌

【星島日報報道】溽暑炎炎，七月的正午，跟隨馬智恆走進大埔三門仔。三門仔的漁民今天大多已經上岸，落戶區內公共屋邨，只有少數仍住在魚排上，每天捕來少量漁獲自用，剩下的或會提到附近墟市擺攤售賣，幫補家計。入村路上晴空無雲，遠方散落十數個魚排。中午時分，往返魚排的小艇靠岸，意味人已離開，剩下一片無人的大海，漁歌的回音，早已盪開。 不少關於香港早期發展的歷史文獻中，都寫下了小漁村的一頁，官方亦常以「從漁村蛻變成國際大都會」等口號宣傳我城。然而，當年的漁業光景、如何一步步發展成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從來都缺乏仔細記錄，提起「漁村」彷彿只為凸顯後來經濟成果豐碩的巨大反差。漁村的歷史於是就像神話一般存在——我們並不了解，但總是念茲在茲，說起來更是振振有詞，信仰般確信無疑。 紀錄片《岸上漁歌》亦以歷史敍述起始，泛黃的資料片段一晃眼跳接到導演馬智恆（馬仔）在塔門的訪問實錄，以漁歌的吟唱連接兩個時代間的巨大縫隙，馬仔指刻意以大歷史框架引入，正為了提出這個疑問——「我們（對漁村歷史）有印象，但這個印象是沒有內容的。漁民到底是甚麼呢，他們經歷了甚麼，上岸後如何生活？」拉開歷史帷幕，影片聚焦在塔門、大澳、香港仔的退休漁民身上，依循他們零碎的生活片段，以漁歌作為線索，追溯他們昔日的捕魚時光。 「我曾以一種文化載體去理解漁歌是甚麼，後來跟漁民相處，慢慢走進他們的生活，就發現他們不會這樣想，他們的世界不是那樣的。」從人的角度出發，去講這一段有關海上的人的故事，馬仔認為更為恰當。四年的漫長拍攝過程中，隔一陣子便會接到年邁漁民的死訊，有時訪問進行了一半便無法接續，使他意會到漁人與漁歌如何相生相依，「以人的死亡去講漁歌的消逝，這是過程中慢慢產生的想法。」 漁歌沒有抑揚頓挫的旋律，也沒有樂器伴奏，漁民在歌中以水佬話，以接近吟誦的方式唱出他們的生活點滴。漁民稱之為「鹹水歌」，因為多用於逗女生，在他們眼中都是無用的不文之歌。聽到漁歌的場合還有紅白二事的儀式上，此類漁歌統稱為「嘆歌」，內容由歌者依照固有的調子即席創作，礙於場合亦鮮有被記下。 漁歌本屬於大海，如今泊岸，片名早帶着哀愁。馬仔四年來走訪塔門、香港仔、大澳等多條漁村，聽漁民們講故事、唱漁歌，穿梭於他們的日常，拍下這部長約一個半小時的紀錄片。片中主線是塔門的黎伯（黎連壽），鏡頭捕捉了黃昏屋內炊煙冒起、節慶中夫婦二人結伴看大戲等平凡生活場景，漁歌所唱的，看似已跟他們當下的生活離開很遠。 紀錄片的後段，記錄了黎太的過世，黎伯在客廳靜靜看着電視里馬仔拍下他跟太太在家里吃飯的片段，非常傷感的一幕。馬仔認為即使走遍漁村都聽不見漁歌，但漁歌的位置不止於此，「跟黎伯談漁歌，他會說兒女不曉得，但他的女人懂得聽。漁歌內容現在對漁民來說『沒有用』，其實伴隨着他們過往的生活片段，對他們有不同意義，對黎伯來說可能是他跟太太的回憶。」後來黎伯因身體抱恙離開了小島，遷往市區的老人院，不久後亦與世長辭。片中道出了漁歌的散佚之於人，實實在在是這麼一回事。 與馬仔見面當天，岸邊走過一個正在返回魚排的叔叔，提着一袋盛得滿滿的麵包，跟坐在一旁的我們搭話：「幾十年前，小朋友看見這袋麵包可開心了！」從他黝黑的膚色已能肯定他是漁民，原來他手上的麵包，正是準備拿回家引泥鯭的。他還興致勃勃的談起了旁邊的魚排，笑說四年前住進來一對街上夫婦，他們當年以低於一百萬元買下魚排，每天開小艇泊岸，搭車到城里上班，颳颱風就住酒店，在他看來十分明智，「不用捱加租，不用付管理費、垃圾費，又儲到錢！」漁民退居岸上，魚排卻住岸上人，漁港已今非昔比。 黎伯在片中努力地唱出一首又一首漁歌，有時唱着唱着卻忘了詞，其中一首唱到「……大柴灣細柴灣，斧頭劈落又是柴灣，洗淨筲箕撈落米，起頭拋碇又是筲箕灣，大便當小便當，白排對面九龍塘……」似曾相識的地名，原來亦非今天所指，「歌中的柴灣，當年尚未填海，而九龍塘指的是今天的九龍灣。」馬仔解釋。 四年的經歷，讓馬仔真切體悟到漁歌與岸上漁民生活已然脫節，片中他更一反紀錄片客觀抽離的美學標準，有時走進鏡頭，有時更加入旁白直抒胸臆——「漁歌離開了大海的生活，還會不會有人聽得懂？如果我們缺乏水上人的生活經驗，單從文字與音符，根本不可能明白歌詞中表達的情感。」雖然感慨，但他對漁歌的傳承並不太悲觀，「雖然跟生活脫節，但我們也要懂得聽，會聽就能理解從前。」他不認為漁歌應勉強傳唱，覺得以做標本的心態保留文化空殼並沒意思，「只要會聽，懂得欣賞，明白這些人以前的故事，可以講給下一代聽，這樣已經足夠，理解也是一種保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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