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虎香港新聞 47人案庭審筆記1：在法庭裏敘述一場民間初選
撰文：楊子琪
繪圖：Helena
攝影：陳朗熹
1. 從攤牌到破局
「Court——！」一聲高喝，初選案拉開帷幕。法庭內所有人應聲而起，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從專用出口步入，在法官席上並排坐下。他們身穿黑邊紅袍、打白色領結，座位比律師席高出一截，這使得他們能夠俯視面前一切。在他們席前，是三行坐滿人的律師席，每一行都有十人以上。除了檢控方律師、警方的案件主管以外，其他30餘人均是辯方律師，他們代表了坐在法庭最末席的16名不認罪的被告。加上在延伸庭列席旁聽、以及還押獄中的認罪被告，一共47名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人士，囊括了政治路線不同、但不少是近年在香港政治領域最活躍的反對派人物。他們之中，有大學教授、現任或前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工會領袖、政治行動家，以及商人。
這是香港國安法後最大規模的政治案件。
九七政權移交，香港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歷史與身份。主體為何、誰主命運，是此地所有政治衝突裏揮之不去、如骨骼血脈般的母題。從「中英談判不是三腳凳」，到2003年七一大遊行作為民主運動、本土意識的轉折點，再到2014年北京以白皮書和「831決定」對「一國兩制」、普選問題徹底攤牌——香港是一個關於命運爭奪的故事。傘運之後，2016年旺角衝突走出和平抗爭的框架，卻沒獲得大多數民意認同。街頭抗爭沉寂數年，2019年，香港爆發了回歸後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向來注重秩序的城市，從和平佔領的「公民抗命」，走向了「和勇不分」。那年七一，示威者在立法會內留下一句塗鴉：「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或許總結了激進抗爭者普遍的一種想法。
超過 20 年政治抗爭與衝突背後，是「真正的普選」能否如《中英聯合聲明》承諾的那樣，獲得實現的問題。時局走筆至2020年，升至高峰的社運能量、民間情緒，在疫情和多次警民衝突消耗之下降溫，但政府之前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早已無法回應社會爭取普選和民主的訴求。街頭抗爭受阻，立法會換屆在即，制度內外，人們尋求出路。議會路線上，民主派初選出現了，候選人來自不同的民主派政黨、各有不同的政治取態。當時，有抗爭派人物說，獲取立法會議席，是「破局」的機會。
有來自官方的聲音警告，初選可能犯法。就在初選前夕，警方搜查了負責民調和投票系統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種種警號之下，2020年7月11、12日，超過60萬香港人參與了民主派初選的投票。初選結束翌日，中聯辦發表措辭嚴厲的聲明，指初選涉嫌違反國安法。The rest is history。2021年2月28日，警方要求保釋中的47名初選候選人提前報到。各區警署門前，傳媒鏡頭蜂擁地捕捉了他們的最後一幕。律師最後走出來通知大家，他們都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這天之後，除了記者能夠從遠處山頭拍攝的、零星的男監裏進出囚車的照片，以及兩年來斷斷續續申請保釋的司法程序以外，這些曾經最活躍的政治人物，幾乎不再出現在公眾視線，直到案件正式開審。
從2021到2023年，香港政制也早已翻天覆地。立法會、區議會選舉制度均被改變，直選議席比例下降，確保「愛國者治港」。兩年前討論的民主派爭取在立法會獲得35+過半議席、應不應該否決財政預算案，在這艘忒修斯之船上，經歷兩年時差，今天再度出現在法庭，像成了遠去的山色。
47個代表不同選民、有不同政治理念的民主派人物，他們都曾參與香港命運的討論，今天坐在了這個法庭（或監獄）裡面。然而，前述種種的龐大枝幹脈絡，並非法庭關切的內容；法庭要決定的，是這場初選是否違法的問題。最終，經歷這場大審判之後，香港又再走向何方？
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和意義之下，47名被告之一、也是初選的組織者之一區諾軒，選擇成為控方的污點證人，出庭作供。他的作供長達24日，在四名污點證人裏時間最長、內容亦最為詳盡及關鍵。
2. 當組織者成為控方證人
穿過法庭秘書席和律師席之間一條長長的過道，由三名身穿綠色制服的懲教人員押送，區諾軒走到了證人席前，那裏與記者席大約只有一步之遙。二月香港，仍是些許春寒料峭，冷雨綿延。他每日都穿著灰色毛衣套，裡面一件淺藍色襯衫，戴黑色細框眼鏡，微鬈的頭髮，形象和昔日傳媒上的影像相差不多，只是身型似乎略為瘦了一些。
根據過往的傳媒報道，初選案大規模拘捕時，區諾軒32歲，已三度因其他與社運有關的案件而被捕過，警察曾經上門、在他家中搜查的經歷，在他心裡留下創傷。他出身中大政政系，2009年加入民主黨，那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政黨。他從地區工作做起，兩年後當選南區區議員。2014年，他是衝入公民廣場的其中一人。他做過民陣，競逐過民主黨黨主席、挑戰黨內元老，說要把基層、勞工議題帶入競選主題。2017年他退出民主黨，翌年代表民主派代替被DQ的周庭，出選當時的立法會補選，成為當屆最年輕立法會議員。
反修例運動之後，2020年，他準備到日本留學讀博，在此之前，他決定與戴耀廷一齊籌辦民主派初選。他曾在《端傳媒》的專訪裏說：「我不會說樂觀，只是想民主派終歸和香港同被殲滅也好，我們也要好好地奮鬥到底，不負時代、不負無數犧牲，不也負時代所託。」
超過十年的從政經歷，今年區諾軒35歲，他不再在昔日的街頭、議事廳，而是坐到了法庭的證人席上，這一次，他做了控方證人。
他告訴法庭，2020年的時候，自己距離留學仍有時間，因此參與籌備初選，「貢獻我視之為民主運動嘅工作」。
「時間可以由2019年嘅12月開始⋯⋯」在主控周天行的主問下，他開始向法庭陳述這場初選的緣起。他定位了這個時間點作為起點，說自己留意到戴耀廷當時在《蘋果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立會奪半 走向真普選重要一步》）。
這個說法，與控方的開案陳詞是一致的：
戴耀廷在2019年12月發布該文章、提出在立法會獲得多數控制權，以迫使政府同意訴求。2020年3、4月，戴耀廷在記者會及報章推動35+「攬炒」議程，提出如何透過初選在立法會獲取過半議席，成為「大殺傷力憲制武器」，以行使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否決權，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令特首解散立法會，迫使政府回應真普選、釋放政治犯等訴求。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吳政亨五人，被劃分為初選的「組織者」。值得留意的是，「無差別否決財案」是檢控的關鍵。
區諾軒的證供，補充了控方時間線的細節。
「其實一切係由一個飯局開始，」他說，2020年1月，李永達、李卓人、戴耀廷和他參與這個飯局，戴耀廷提出，在2019區選民主派大勝之後，要思考如何在立法會選舉再下一城、爭取五大訴求。
如何贏取更多立法會議席，這就需要一個「協調機制」。戴提出「公民投票」方式，稱民主派議會奪半是「大殺傷力憲制武器」，意指民主派可運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行使否決權，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
區諾軒說，在2020年2到3月，戴耀廷和他接觸民主派不同政黨有意參選者。他回憶，戴耀廷在接觸民主派時，有談及否決財政預算案、解散立法會、最壞結果是特首下台等。其後，他們分6個選區舉行協調會議，以九龍東為首個試點，在不遲於九龍東第三次協調會議（5月4日）前，戴耀廷倡議在協調文件裏加入「積極運用基本法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的句子。此後，在九龍西、港島、新界東的初選協調會議，戴均不斷建議加入這個句子，區諾軒強調，儘管與會者有分歧、或者不太關心這個議題，「佢都好堅持講佢嘅諗法，然後將佢35+嘅諗法加入協調機制入面。」
3. 「挑動國家情緒」
對自己參與過的不同選區的協調會議，區諾軒能在庭上將具體時間和地點倒背如流。在補充案情細節以外，不難看到，從一開始，區諾軒在說的，是一個「戴耀廷主導 / 騎劫論」的故事。
區諾軒說，自己理解的35+計劃，與戴耀廷不一樣。
在區諾軒看來，他做初選的「初心」，是集中票源、爭取民主派在立法會選舉的最大勝算，而非與否決財政預算案綑綁；但戴耀廷從一開始就很著重，如何在憲制上運用否決財政預算案的權力。
根據區諾軒的回憶，戴耀廷不僅在最開始的「飯局」及協調會議之前的接觸裏，提及運用基本法權力、否決財案（儘管他說參與者都不關心），關鍵的轉折還在於四月——戴耀廷開始發表一系列關於「攬炒」的文章。
這些文章，令區諾軒覺得初選有「質性上的變化」。尤其2020年4月28日，戴耀廷在《蘋果日報》發表《真攬炒十步曲 這是香港宿命》，區諾軒說，這篇文章「想法太瘋狂」，是「狂想」、「final fantasy」。
法官陳慶偉問：這十步（攬炒）去到哪一步之前你覺得不瘋狂，從哪一步開始你認為瘋狂？
區諾軒回答：「我記得佢篇文章有提及一句說話，話要攬住中共跳出懸崖。」
陳慶偉：那是第十步。
區：「係。我哋係生活喺一國兩制下嘅香港，你發表一篇文章，挑動咗國家嘅情緒，我認為係過分咗啦。」一些被告聞言張大了嘴巴。
後來，在何桂藍代表律師Trevor Beel盤問時，區諾軒再次批評，戴耀廷攬著中共跳崖的說法是「出晒界」。他說自己記得，一位中共元老說過，香港是一隻「紫砂茶壺」，「無必要去打爛佢。」
有意思的是，這其實是1995年、政權移交前夕，時任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在政協港澳區小組會議上說的一個故事：
窮老太太賣祖傳的宜興紫砂茶壺，因茶壺歷史很久、長了茶山，不加茶葉沖水亦有茶香。有人識貨，願以高價購買，老太太不好意思，想為買家清潔舊茶壺，結果把裡面的茶山都刮乾淨了，於是茶壺也不值錢了。
李瑞環用這個故事來表述「一國兩制」，在當年的時代背景下，意思是不要洗掉了香港本來的「茶山」，要接納香港與內地不同的制度。這個說給內地聽的故事，與香港的「攬炒」語境似乎有一點不同。
雖然區諾軒在庭上批評戴耀廷「攬炒」論是「過晒界」，不過，他後來又向法官解釋，他認為支持攬炒的派別，其實是在表達一種「絕望」：
「佢哋覺得咁長嘅時間，都無辦法實現到佢哋心目中理想嘅香港，所以要用盡佢哋抗爭嘅手段，去爭取一個破局，可能亦有一種意思就係，置諸死地而後生嘅意思。」
無論如何，區諾軒看來在區分自己與戴耀廷對35+計劃的想法：他說自己只關注立會過半，而戴耀廷想綑綁否決財政預算案。這個說法有點微妙，如果「無差別否決財案」是犯罪關鍵，那麼，一方面，區說戴耀廷是35+的「主腦」；另一方面，他說了一個與控方案情有所不同的版本—— 35+計劃，要和「攬炒」分割開來。按照區的供詞，這不僅是他的想法，也是一些初選候選人提出過的憂慮。這似乎也成了後來一些被告辯護律師盤問的方向。
4. 兩種立場的角力？區分商議派和攬炒派
在戴耀廷主導論以外，區諾軒還對被告們作出了區分：按照他們對於否決財政預算案的取態。「無差別」否決預算案作為非法手段，這正是檢控方向的關鍵所在。
在協調過程中，對否決預算案的爭議一直存在。承諾「積極運用」還是「會運用」否決權，要不要就否決財案簽署公開聲明來向公眾及民主派表態，從區諾軒證供看，這是當時初選協調過程爭議的一個重點，儘管他說，在最開頭，大家並不太關心這個議題。
區諾軒說，有候選人對否決財案提出過異議。總括而言，社民連曾說，如果財案有全民退保，他們會支持。民主黨胡志偉亦私下同區諾軒談過，無理由反對起醫院、起學校的財案。街工的代表也在會議中表達不同意否決財案的做法。而支持的人，則有例如張崑陽，他曾在九西的會議上提起戴耀廷的文章，說自己支持否決財案；鄒家成則在新東的會議上，質疑為何戴耀廷用「積極運用」否決權的字眼，而不用「會運用」。區諾軒回應法官說，「會運用」是更確定的意思。
基於參與者的異議，區諾軒覺得，在整個35+協調過程中，是兩種立場在角力：支持商議，以及支持攬炒。前者，是「透過議會過半提高民主派議價能力及政治能力，爭取五大訴求」，而後者，則是「不惜攬炒，否決財政預算案等向北京施壓」。
區諾軒在法庭說，多年來，這兩種看法在民主運動裡一直出現。然而，在他看來，這兩種與政府交涉的立場，到了2020年6月、距離初選一個月時發生了變化——特別是6月10日《墨落無悔》的簽署，令初選成了「一派拉倒一派」。
《墨落無悔》公開聲明是由抗爭派發起的，其中一點是，「會運用」基本法賦予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以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區諾軒曾為法庭指認誰是「抗爭派」，而他的標準，並非簽署《墨》，而是被告有參加7月15日、初選結束後舉行的抗爭派記者會。於是，鄒家成、何桂藍、余慧明三人被指為抗爭派，而有些簽署過《墨落無悔》的被告，例如李予信、鄭達鴻、柯耀林、陳志全，則沒有被區諾軒視為抗爭派。
區諾軒認為，《墨》是對35+組織者的挑戰、異議——因為戴當時在記者會說，候選人不需簽署共同綱領，但鄒家成不同意這個做法，因此，《墨》正是對戴的記者會的回應。區諾軒強調，《墨》與35+組織者是「毫無關係」。
6月10日《墨》出台後，異議繼續延燒，發生「兵變」事件。
6月14日，時任觀塘區議會主席蔡澤鴻打電話給區諾軒，說九龍東協調會議，參與者想自行發布一份公開協議，說明「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要求大會（即組織者）認可這份公開協議，並且強調民主黨也同意了。也就是說，本來不想簽署公開聲明的胡志偉亦同意了。
區諾軒說，蔡澤鴻在電話向他強調，希望組織者可以接納此事，否則他擔心會「兵變」。
區告訴法庭，他認為那時組織者已沒有權威左右地區意見。他覺得參與者在「鬥黃」，「不斷逼人表達立場」、「哪怕佢本身未必真係支持嗰個立場」。他說，自己相信，若非因為「兵變」事件，胡志偉不會簽署那份《共同綱領（九龍東）》。
「鬥黃」以外，還涉及法律風險問題。區認為，本來大家對初選機制、否決財案，有不同詮釋和空間，但簽署公開聲明、著人表態，就會令當中的「模糊性」減低，少了「走盞」的空間。
區諾軒說自己不同意簽署《墨》和綑綁表態否決財案立場的做法。在《墨》出台、九東「兵變」後，6月19日，他寫了一篇公開文章來回應《墨》的發起人。他在庭上讀出文章段落：「參與者間繼續夾到出血，效益很少。」
最終，九龍東、新界西兩個選區，均在提交報名表格時，附上一份候選人簽名的「共同綱領」，這些內容都是公開給選民的。他們的共同綱領在提及運用否決權否決財政預算案時，均用了「會運用」的字眼。候選人對政治路線的表達，最後成為了法庭上呈堂的證據。
5. 責任：我終歸難免有把關的責任
區諾軒在法庭上說，自己不願綑綁參與者表態否決財案，因為自己過往的從政經歷，是要「求同存異」、「搵最大公因數」。但他感覺初選後期變了「一派拉倒一派」，他批評戴耀廷，作為組織者應該更中立、做仲裁人。
他說戴耀廷和自己都有責任，而從他的供詞看，那顯然是不同的份量。
區諾軒承認，自己和戴耀廷都是初選的「primary mover」（李運騰語），不過，他說戴耀廷是35+計劃的「主腦」，在論述和組織工作上都負責很大部分。協調會議中，儘管有人提出異議，但區諾軒說，戴耀廷會嘗試「迎合」異議者，把「積極運用」字眼詮釋為「你可以用、可以唔用」。
在表述「戴耀廷主導論」的過程裏，他看來不吝於批評戴耀廷。他認同了法官的說法：在一個民主計劃裏，戴耀廷的行為是「不民主」，因為他不顧參與者的意見。他說戴耀廷在參與者提出異議之後，仍「側埋一邊」，「不斷地去講話要去用否決權，仲要發展咗一個『十步曲』嘅觀點。」
但他也似乎有一些自我拉扯。他一度認同代表陳志全的大律師馬維騉所提問的，戴耀廷「騎劫」了反對意見的說法。但是翌日，他又主動澄清，不想用「騎劫」定性事情，不想「又傷害戴耀廷」。
與此同時，他嘗試縮小自己的責任範圍。例如，他說新東的協議文件，現在他在庭上才知道用了「會運用」的字眼，自己是「蒙在鼓裏」。又如，新西的會議，他沒有參加，內容是還押期間才看到，戴耀廷當時亦沒有及時告知他，「我到而家都係後知後覺。」
法官曾不止一次問區諾軒，如果他並不同意戴耀廷關於否決財案的想法，那他有沒有提出異議？區諾軒說，自己第一次向戴耀廷提出質疑，是在5月5日新界東第二次會議之後（也就是黃浩銘致電區提醒，而社民連、街工等表達異議的那次），「我記得我當時係有講過一句說話嘅。我嗰陣話始終民主派有好多唔同人參選，唔同人有唔同諗法，功能界別嘅參選人，佢哋會顧及界別嘅利益，唔能夠勉強其他人係去否決財政預算案。」
他又說，自己相信初選不犯法，部分是因為相信戴耀廷作為法律學者的權威。
那麼，區諾軒認為自己的「責任」是什麼呢？
他說，自己接觸較多相對保守的參與者，「甚至佢哋個別都託付於我，」包括社民連和民主黨。「我自己覺得好內疚，我係維護唔到多元嘅聲音。」
他又曾告訴法庭，既然報名表格有一句「參與者需要認同由戴耀廷和區諾軒主導之協調會議共識」，那麼，「我終歸難免有把關嘅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