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 流水式集會終極上訴 爭議起訴、定罪和平集會損人權 終院將裁本港是否遵從英案例

原審：被告爭議未經批准集結罪違憲

8.18 流水式集會案，梁國雄、黎智英、李卓人、吳靄儀、何俊仁、李柱銘及何秀蘭在原審，被裁定「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罪成，判囚 8 至 18 個月，其中李柱銘、吳靄儀、何俊仁獲判緩刑。7 人其後提出上訴，上訴庭裁定 7 人「組織集結」定罪上訴得直；「明知而參與集結」則維持原先定罪及刑期。

被告一方在原審及上訴中，分別挑戰《公安條例》下「未經批准集結」罪。他們循兩方向，分別是系統相稱性（systemic proportionality）及執行相稱性（operational proportionality），提出挑戰。

前者是指刑事化「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是對《基本法》及《人權法案條例》下集會及遊行自由的不合比例限制。

至於執行相稱性，被告一方在原審爭論，8.18 當日警方沒有作出任何警告或執法行動，被告行為亦不涉暴力或破壞安寧，屬和平行使其集會自由；律政司 8 個月後提出檢控，在執行層面上違反容忍（tolerance）及相稱性原則，其後的定罪亦不合比例限制了《基本法》及《人權法案條例》下保障的集會自由。

被告方在原審引述歐洲人權法院案例，指即使是事前未有通知的示威行動，並不等於執法機關必然可採取執法行動；事後的檢控及定罪決定，亦應受法庭相稱性測試所審視。

原審指終院就「梁國雄案」裁《公安條例》合憲

原審中，除認罪的梁耀忠和區諾軒，其餘 7 人經審訊後被裁定兩項罪名成立。原審區院法官胡雅文裁定，就系統相稱性問題，終審法院在 2005 年「梁國雄案」中已裁定《公安條例》合憲，法庭受該案決定約束，不能重新審視條例合憲性。

該案牽涉梁國雄及 2 名時任學聯成員 2002 年在遮打花園集會，各被控一項舉行或協助舉行未經批准集結罪。案件上訴至終審法院，終院以 4:1 裁定《公安條例》合憲（其時法官包致金持相反意見），裁定警方有權在「不反對通知書」機制下對遊行集會施加限制，維持梁國雄有罪判決。

不過法庭同時裁定，《公安條例》中賦予警方以「公共秩序 [ public order（ordre public）] 」的理由反對遊行是過於含糊，違反《基本法》保障的集會自由，條文中「公共秩序」定義須收窄。

原審：法庭不會衡量檢控決定

就執行相稱性議題，原審認為，集會當天警方並無採取拘捕、驅散等執法行動，被告遊行集會的權利並無受限，故本案不涉執行相稱性問題。

原審亦不同意檢控及定罪決定，受限於相稱性原則，強調《基本法》規定律政司行使獨立檢控權，法庭不會衡量檢控決定是否相稱；又指不可能因為本案不涉暴力，即等於拘捕和檢控決定不合比例，否則會令法例淪為無牙老虎及笑話（would give the law no teeth and make a mockery of it)。

上訴庭判組織罪上訴得直 再確認受「梁國雄案」約束

7 人其後就定罪及刑期上訴。針對「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上訴庭認為，沒證據顯示被告是民陣成員，有份計劃遊行或組織遊行路線，原審單憑被告身處遊行隊頭，即認定他們是組織者的推斷並不穩妥，裁定各人就「組織」罪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及判刑。

至於「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被告方主要爭議《公安條例》第 17 條「警方規管集會、遊行及聚集的權力」不合憲。上訴庭指，終審法院在 2005 年「梁國雄案」中已裁定《公安條例》合憲，必然已考慮到遊行通知制度的各方面情況，包括「未經批准集結」罪條文；又指通知制度本身已內置相稱性測試，並設有上訴機制，申請人亦有權就決定提司法覆核挑戰。

就 Ziegler 案例適用性，上訴庭指，英國案例在經本港最高法院（即終審法院）驗證前，上訴庭必然受 2005 年「梁國雄案」所約束，駁回申請方就「未經批准集結罪」相稱性挑戰。

法官認為，上訴人一定知道集會是未經授權，而本案有壓倒性證據，顯示上訴人參與未經批准集會，原審裁決沒有錯誤，裁定「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定罪上訴駁回，維持原判。

各人原因兩罪罪成，判囚 8 至 18 個月，其中李柱銘、吳靄儀、何俊仁獲判緩刑。上訴庭裁定 7 人「組織集結」定罪上訴得直後，眾人獲減刑 3 至 6 個月。

8.18 流水式集會案時序

被告方上訴至終院 爭議檢控、定罪損人權

被告及律政司均不服上訴庭裁決，分別上訴至終審法院。終院駁回律政司上訴許可申請，並就被告方提出的法律爭議批出上訴許可。該法律問題涉及，終院應否採納英國最高法院在 DPP v Ziegler （SC(E)）和/或 Reference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for Nothern Ireland – Aborting Services (Safe Access Zones) 判詞中，有關「執行相稱性」（operational proportionality）測試的判例。

終院今年 6 月 24 日進行聆訊，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林文瀚、霍兆剛，以及海外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審理。

上訴方理據，主要引用英國及歐洲人權法院案例，包括 Ziegler 及 Abortion Services 案，指驅散、拘捕、起訴及定罪均屬對人權的限制，故必須符合相稱性原則。

其中代表何俊仁及李柱銘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陳詞指，歐洲案例壓倒性地顯示（show overwhelmingly），即使是未經批准、故不合法的集結，都不等同自動失去基本權利保障，法庭必須審視是否有必要採取執法行動；彭又指出，8.18 當日集結人士有序散去，當日警方亦無驅散或拘捕，反問為何有必要在事發多月後檢控以至定罪。

代表黎智英的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指，原審法官以「梁國雄案」已裁《公安條例》合憲為由，未審視本案獨特情況，錯誤混淆「系統相稱性」及「執行相稱性」兩項測試，認為「梁國雄案」未排除上訴方就執行層面提出挑戰。余又指，集結事前未獲警方批准，不會直接令檢控及定罪變成相稱，法庭仍有責任審視有沒有不合比例侵害基本權利。

代表吳靄儀的資深大律師何沛謙則提到，即使《公安條例》本身合憲、警方決定合法，但法庭把被告定罪是否相稱，是另一個問題；又指本案被告行為完全和平，當日有大量市民參與集會，依然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參照歐洲人權法院案例原則，任何針對本案的定罪，都必然屬不相稱。

律政司：定罪須符相稱性屬「搬龍門」

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反駁，指上訴方引用的歐洲案例，沒有一個地方的與香港獨特法制相同。余指，不反對通知書制度僅規限 30 人以上遊行，與其他國家情況不同；「梁國雄案」及「鄒幸彤案」等案例亦容許挑戰法例及警方禁令合法性，法庭本來就已經會審視規例及行政行為的相稱性。

他又質疑上訴方稱，即使上訴人參與集結，但因定罪不相稱可獲判無罪，說法屬「搬龍門（moving the goalposts）」，亦破壞預防性立法的原意。

英最高法院就 Ziegler 案指檢控、定罪限制人權須符相稱性

818 案終審中爭論的其一英國案例 Ziegler 案，涉及在 2017 年 9 月，英國倫敦有 4 名示威者阻塞公路抗議軍備貿易，被控以「故意阻礙公路罪」。案件原審裁定 4 人無罪，認為他們是按《歐洲人權公約》行使其言論及和平集會自由，並認為控方未能證明被告「有限、針對性及和平」的行動超出合理範圍。

控方後就案件上訴得直，上級法院認為原審未在示威者及公眾權利中取得平衡，改判 4 名示威者罪成。

示威者再上訴至英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最高法院於 2021 年 6 月頒下判詞，其中法官 Lord Nicholas Hamblen 及 Lord Ben Stephens 在裁決中採納歐洲人權法院看法，指拘捕、檢控、定罪及判刑等，全屬《歐洲人權公約》定義下對人權的「限制（restrictions）」，不同環節是否符合相稱性，應考慮不同因素。

Lady Mary Arden 另在判詞指，該案重點，在於若法庭判處 4 人罪成，定罪是否符合《歐洲人權公約》下容許對集會自由的合理限制（justified restriction），「故此，問題是在一個民主社會，終結被告的示威行動、以及以刑事罪行起訴他們以限制其權利，是否對保障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而言是必須的行動？」

Arden 同意原審法官指，控方有責任證明執法一方對被告集會權的限制是合理的，且舉證至刑事標準；判詞引歐洲人權法院案例 （Navalnyy v Russia）指，任何對集會自由的限制必須具足夠說服力，並考慮到涉案行為對秩序造成的實際擾亂，而非基於形式上的問題，「例如（被告）沒有遵從通知程序。」

在 Ziegler 案中，最高法院以 3：2 裁定上訴得直，撤回被告定罪。判詞提到，即使是故意造成阻礙的示威行動，同受言論及集會自由原則保障；在相稱性問題上，應考慮示威行動造成的阻礙程度、是否故意造成等。判詞指，案中被告行動和平、沒有完全堵塞高速公路、行動僅維持 90 至 100 分鐘，屬有限時間，原審法官有權考慮相關因素，在相稱性問題上作出對被告有利的裁斷。

張舉能關注若接納英案例 將對港法例造成巨大影響

818 案終審爭論是否適用的第二宗案例，涉北愛爾蘭議會 2022 年通過法案，禁止任何人在墮胎中心外被劃為安全區（safe access zones）的地方進行反墮胎示威，以保障前往診所的婦女權利，北愛檢察總長向法院提請，要求裁定法案有否侵害《歐洲人權公約》下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

Abortion Service 判詞進一步釐清 Ziegler 案，指並非在所有刑事審訊中，法庭都必須審視定罪的相稱性。該案判詞訂定三階段測試，以決定需否進行相稱性測試，包括：

（1）案件是否涉及《公約》下訂明的權利；如果案件牽涉暴力意圖、或涉及煽動暴力等不符民主社會基礎的元素，即不屬《公約》權利保障範圍；

（2）案件所涉的刑事罪行條文本身是否具備元素，可達致相稱性；如已具備相關元素，即定罪不屬違反《公約》權利；以及

（3）是否有方法確保定罪必定符合相稱性。

英國最高法院一致裁定，法案劃定安全區做法沒違反反墮胎示威者《公約》下訂明自由。判詞指，並非所有行為都受《公約》保障，例如部分反墮胎示威者行為，包括向前往診所者吐口水、追趕、恐嚇、襲擊等行為。法官一致認為，法案禁止示威者在安全區內示威，以保障前往診所的女性及員工的私隱權及尊嚴，屬相稱及必要限制。

8.18 案終極上訴聆訊，幾位法官曾質疑 Abortion Services 及其他歐洲人權法院案例在本港的適用性。常任法官李義提到，Abortion Services 案關係到英國《人權法案》第 6 條訂明，任何公共機關違反《公約》均是違法的，質疑香港並沒有相同於英國《人權法案》第 6 條的法律。

首席法官張舉能則關注，一旦法庭接納 Abortion Services 案訂明原則，這將延伸至本港所有法例，而不止於《公安條例》，將會對本港法律造成巨大影響（tremendous impact）。

究竟本港法院會否採納英國案例訂明的原則，就定罪有否過分侵害集會自由，進行「執行相稱性」測試，終院 8 月 12 日將頒下決定。

領牌被指違憲曾遭廢除 回歸後恢復不反對通知書制度

至於 8.18 案所涉的《公安條例》，由港英政府於 1967 年訂立，先後曾於 1995 年及 1997 年經歷兩次主要修訂。

1995 年修訂前，條例訂明，如舉行超過 20 人的公眾遊行、或超過 30 人的公眾集會，組織人必須向警務處處長申領牌照，處長有權拒絕簽發牌照。

1991 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實施，《公安條例》部分條文，包括遊行須申領牌照的規定被裁定違憲，1995 年條例修訂中，發牌制度由通知制度取代，毋須事前通知警方的遊行及集會人數上限，分別提高至 30 人及 50 人。修訂後條文訂明，警方必須有合理理由認為，為維護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需要，才可禁止舉行集會或遊行。

1997 年 2 月，人大常務委員會議決，拒承認港英政府回歸前夕就《公安條例》、《社團條例》等法例所作的「重大修改」。臨時立法會重訂「不反對通知書」制度，規定舉辦 50 人以上的公眾集會、以及 30 人以上的公眾遊行，必須事前知會警方，並取得不反對通知書。

該次修訂又加入兩項警務處處長可反對公眾遊行的理由，分別是基於「國家安全」及「保障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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