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愛滋】感染十載爭權益無果將移民結婚 「喺香港睇唔到將來」

一般人對愛滋病總是望而生畏，絕症、濫交、抵死等標籤未曾與愛滋病劃過一絲界線，愛滋病彷彿一直與道德掛鈎。根據衞生署每季公佈的數字，截至今年9月30日，全港共有9,543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在香港講愛滋病，我們只談戴安全套、只談做快速測試，但感染者該如何自處？他們可有生存空間？以感染者身份做支援工作達十年、明年4月將移民荷蘭的愛滋健康關注社總幹事林振中（Duncan）斬釘截鐵地說：「我可以很清晰地講，我感覺不到有將來。」

2007年，因為一次分手、一時悲傷、一個跟同性發生的不安全性行為，當年27歲的Duncan在醫院病床上確診感染愛滋病。家人看着瘦弱的他靠呼吸機一呼一吸，居然對他染病沒太大反應，「很多人覺得愛滋病等於死亡，家人見我執番條命，已經覺得很OK。」病發後一年，Duncan主動到愛滋病機構參與感染者活動，發現同路人都面對重重困難，自我標籤，覺得被歧視很合理、不值得被愛、是社會包袱等等。「是否人人都這樣想？為何他們會這樣想呢？」抱住這些疑問，Duncan全職投入感染者支援工作，「如果一個新的感染者無法得到正確和正面的資訊，選擇獨自面對，他很可能會將外界的歧視合理化，繼而放棄工作、家人、伴侶以至一切，影響精神健康。」

支援感染者十年 推公眾教育遇重重障礙

Duncan自2008年開始做支援工作，2016年，他離開工作多年的機構，在同年世界愛滋病日（12月1日）創立「愛滋健康關注社」，支援感染者之餘，更渴望為感染者發聲。據他所講，香港曾有兩個感染者組織，但組織都不太敢站出來跟公眾直接對話、回應歧視問題，「我們的聲音多年來都太弱，沒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我們的難處就永遠無人知曉。」醫療養護的歧視最常見，因為並非所有醫護人員都認識愛滋病，曾有一位感染者投訴，指自己就一個完全與愛滋病無關的疾病到醫院求診，護士看過其病歷後，在替他量血壓時刻意戴上手套，「其實平時量血壓根本無需要這樣做。」又例如，一些安老院拒絕接收年長感染者，「超過七成院舍都會直接拒絕，剩下的三成雖然肯收，但基本上只是提供床位，甚至會要求家屬或照顧者自行到院舍照顧，不願接觸感染者。」職場歧視就更不用說，「感染者當然可以不向公司申報，不過一被發現，公司就會以各項理由解僱，或者要求感染者自動離職。」

「恐懼令人做出隔絕行為，因為我怕，所以我不想你出現在我的生活當中，這就是歧視的主因。我很明白大家為何會怕。」Duncan直言，即使他深知同枱食飯不用公筷也不會傳染病毒，他跟親戚聚餐還是會「自動自覺」用公筷，「沒辦法，怕就是怕，無謂令大家不快。」他深信一切歧視源於恐懼，恐懼源於對愛滋病認識不足，「政府在多年前已經大幅減少愛滋病教育的資源，近十年的廣告都只限於叫人做測試，至於如何預防等資訊一概不談。」

既然政府不講，Duncan就自己講，他想要推動公眾教育，但難度卻高得很，至少，他要攀得過港人對性議題的道德高地。「性教育本來就不足，在性教育中再講愛滋病就更難。很多人都覺得性是一件邪惡的事，學校都會選擇讓教會組織進校，提供禁慾式性教育。」他會到大專院校辦講座，「中學絕對比大專更難進入，試過有中學校長要求我不可以講安全套、性行為、性器官、性取向。」亦有中學全程派家長代表監視，甚至挑釁和攻撃，「曾經有家長舉手說：『不知道你為何還能生存下去，做錯事要身邊的人一同承擔。』他覺得患病是一件錯事。」Duncan直言這次是「很有感受的一次」，他這樣回應那位家長：「我對自己所做的事絕對後悔，如果可以從頭再來，我會選擇在小時候就學習正確的預防方法，現在已經太遲了。」不少人覺得教人預防、教人戴安全套就等同鼓吹性愛，兩年前，Duncan曾在一所愛滋病機構內被職員指着頭說：「一日都怪你做這麼多教育，令人不再怕愛滋病，所以感染率就上升了。」他無奈地說：「叫人繫安全帶不等於鼓勵人超速駕駛，就是如此簡單。」

機構多靠政府基金營運 避談感染者權益

愛滋病顧問局每五年都會作公眾諮詢，Duncan在過去兩屆都要求加強教育，但每份有效期為五年的「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出爐之時，教育往往都只剩下很小篇幅。以《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 (2017-2021)》為例，44頁的報告中，只有600字概括地談及對公眾、學校、醫護人員的教育建議，「他們可能會花錢去辦一次嘉年華會、演唱會，我們不認為這些活動可以帶來進步。」公眾諮詢外，感染者就只能靠愛滋病機構發聲，「政府不會無故聽我一個人的意見，但機構的聲音他們就可能會聽。不過機構是否真的完全將感染者的聲音反映出去，還是經過篩選？這是另一個問題。」

談及機構問題，雖然愛滋病機構都是非政府組織（NGO），但在一個資源緊絀、難以籌款的界別為了生存，爭奪政府愛滋病信託基金委員會的資金成為首要任務，如政府大力宣傳愛滋病病毒抗體快速測試，機構就會跟隨之，至於感染者權益，很多機構都會避而不談。2013年東區醫院有位疑似染有愛滋病的醫生跳樓死亡，有報章將醫生樣貌、全名、家人合照，在不經任何保障私隱的處理下放在頭版，以Duncan為首的五十多名感染者曾聯署，要求由多個愛滋病組織組成的愛滋病服務機構聯盟登報譴責。「無奈的是，聯盟有人在他們開會後聯絡我，說機構都有不同背景，不能完全同意譴責內容，所以要抽走部份內容。」結果，出現在報章的「譴責」就只剩下「加強公眾教育」一項，「最失望是有機構質疑我提交的聯署造假，質疑上面的簽名全部都是由我冒充。」原來感染者聯署之時，大部份都因為怕身份曝光而未有留下聯絡方法，Duncan有理說不清，「感染者的身份因為歧視環境而不能曝光，我們不能光明正大地走出來抗議，即使我當時收集到數百個簽名又有何用？」這次屈辱，成為Duncan願意站出來發聲的一大動力。

遇歧視只能忍辱偷生 感染者望逃出香港

香港有《殘疾歧視條例》，但在Duncan接觸的歧視個案中，平均每25宗才有1宗願意申訴，「在香港這個生活本來就不容易的社會中，感染者要申訴，其實就是一個選擇－－選擇將身份曝光，還是選擇『安穩地』活下去。」今年2月5日，衞生事務委員會於立法會舉行公聽會，討論制定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議員張超雄引述社會福利署的文件指出，政府過往五年都沒有高齡感染者被拒入住院舍的記錄，與愛滋病基金會對百多所私營院舍的電話調查結果－－約六成院舍拒收不符。Duncan說：「政府很容易會說成是個別個案，這樣我們已經無法再爭論下去。沒有記錄是因為環境和氣氛令我們有投訴也不敢講，一切都是惡性循環。」

說到底，感染者在追求甚麼？Duncan答道：「其實感染者只是追求平等，而平等並非過多的權利，我們不是要特權。當我定期服藥，且在日常生活中難以傳染到他人時，我不希望因為我有愛滋病而受到不公平對待，例如不會因此被辭退，僅此而已。我感覺不到有將來，原因是政策、制度、環境中，都沒有任何一方嘗試站在感染者的角度去制定政策，完全沒有。」

最近一年，Duncan認識的感染者朋友，在每次飯局的話題都離不開要離開香港。「如無意外，我明年4月就會去荷蘭定居，跟男友結婚。」Duncan拍拖一年多的男友並非感染者，他在荷蘭生活近二十年，二人相識半年就決定共諧連理。在男友來港定居與Duncan到荷蘭之間，他們選擇後者。荷蘭的感染者可以坦蕩蕩地公開身份，甚至在餐館工作，「他們的政府提倡平等教育，小朋友在8歲的時候，已經知道不能夠因為種族、膚色、年齡、性取向、殘疾去歧視別人。」

Duncan是香港絕無僅有願意公開自己感染者身份的人，他離港以後，還有誰會為感染者發聲？他曾想過是否要推舉他人做代表，但結論是「冇必要」。他說：「我可以離開香港，沒那麼多包袱，但如果一個感染者仍有正職，仍要在香港生活，他站出來之後可能一無所有。」在公開身份之前，Duncan花了五、六年時間，斷絕跟家人的朋友和同事見面，為的就是不想他們認出自己，連累家人受歧視，「我覺得不應該再犧牲另一個人了。」移民後Duncan將一如既往，出席香港各個關於愛滋病的會議，「我深知靠我一把聲音是無法做到任何事，這確是灰心，但如果我不再講就無人講的話，我會選擇繼續講。如果連最後的這一把聲音都消失，社會更不可能有任何進步，或者說，惡化速度只會更快。」

記者：李煒汯
攝影：盧君朗、林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