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虎香港新聞 三個華仁仔的囑咐
舊日香港沒有免費教育，大學的門檻和學費對窮小子來說難過登天。話說五、六十年代有兩個九龍華仁書院的尖子，他們之所以能夠讀大學，全因為別人的金錢資助，費用背後有一個囑咐：「這筆錢將來不必還我，到你有條件的時候，去幫助另一些值得幫助的人。」
法律界巨擘、香港首位華人檢察官余叔韶，他供李柱銘讀書時這樣說過；李柱銘給練乙錚留學美國的旅費時，也這樣說過。這三個男人都是華仁書院畢業生（余叔韶是香港華仁）、都是為人熟悉的法律界和輿論領袖。三個華仁仔的傳承脈絡，80歲的李柱銘，還記得一些以往沒怎麼說過的細節；68歲的練乙錚，當然記得當日的囑咐，不過，他用了另一個方法實踐。
李柱銘
余叔韶本月12日逝世，享年96歲。余叔韶比李柱銘大16歲，兩人是契爺、契仔關係。有報道指兩人反目，李柱銘向眾新聞表示：「是因為好深的誤會，我不想講是甚麼，他是我契爺，我一定有責任。我是晚輩，他一日不原諒我，都是我錯。」李說，他和余叔韶曾經很多年沒有見面，「後來又見番，我最後一次見他大約是半年前，我和兩個姐姐去他家飲茶。」
李柱銘記得：「我爸（李彥和）和余叔韶父親是好朋友，我爸是將軍（國民黨中將，曾指揮抗日戰事），余叔韶幾兄弟跟過我爸，我當時好細個，英文ABCD都是余叔韶和他哥哥余平仲教我的， 我在華仁洗禮做天主教徒時，余叔韶做我的Godfather。」1938年，16歲的余叔韶獲政府奬學金入讀香港大學文學系，二戰爆發時， 余叔韶先後為英國海軍情報局及國民黨政治部工作，戰後再獲奬學金赴英國牛津大學讀法律，畢業回港後不久、1951年獲委任為首位華人檢察官，1953年開展大律師業務，執業30年於1983年退休，是首屈一指的刑事大律師。
李柱銘1957年獲香港大學取錄，但家窮負擔不了學費，「我唔記得當時學費要幾多錢，我申請了HKU一個Grant，是借錢、讀完要還那種，申請表格有一欄問：『如你取不到這個Grant，可否讀大學？』當時我唔知點答，因為余叔韶同我講過，如果我攞唔到Grant，他會供我的。」
「於是我跟余叔韶說，我填表格不能講大話；余叔韶就話，係啊，你唔能夠講大話，唔緊要，取不到Grant我會供你。」
「我在表格上就寫：『Yes』（即取不到Grant都可以讀大學），最後取不到那個Grant啦。如果填No的話，取得的機會大好多，但余叔韶無叫我填No啊。」
李柱銘在港大修讀文學士（英國文學與哲學）學位，1960年畢業，當時港大未有法律學院。「余叔韶供我讀晒3年大學，銀碼我忘記了。余叔韶仲供我住埋宿舍，唔住當然平啲啦 ，但佢覺得Hall Life好重要。他曾住Ricci Hall（利瑪竇宿舍），所以極力推薦我入Ricci ，感受宿舍生活。」
「余叔韶一早就話，你唔使還錢俾我，我供你，唔至在你還，將來你成功時，供番另一個人就好。」
「我對余叔韶的obligation，是要做到大狀，有錢時要供另一個人，不一定是華仁或港大的。」
李柱銘在港大畢業後，在當年位於牛池灣的聖若瑟英文中學教書，用了三年時間儲錢往英國倫敦攻讀法律，赴林肯大律師學院（Lincoln's Inn）用了兩年時間考取大律師資格。
1969年的一天，31歲的李柱銘大律師收到九龍華仁書院的神父來電，說有學生要去美國留學，但欠一筆旅費。李柱銘記得：「我話沒問題，我都沒問那個學生背景，神父推薦的一定係好。那個學生之後來見我，我唔記得俾咗幾多錢佢，但我有話，我唔會要你還，你將來有能力，供番另一個人就得。」
「後來我看練乙錚的文章，才記起這件事，那位學生原來就係練乙錚。」
李柱銘續說：「我仲有供過另一個學生，他在港大讀Law。我在一個場合見到他，他問我，Martin你記唔記得，你供過我讀Law？我話係咩，我又係唔記得。」這個人是誰？「我唔想講啦，當年係佢自己搵我，他不是很有名，但是很成功的lawyer，又係Ricci Hall的。當年我也有跟他說，不用還錢，有能力就支持另一個人。」
李柱銘仲有無供過第三、四、五個人？「我唔記得啦。」
說回余叔韶這位契爺，李柱銘說：「我做QC（Queen's Counsel，御用大律師；回歸後改稱資深大律師）之前，同余叔韶打過幾件案，佢lead我的，因佢資歷深過我，盤問及陳詞都是他做。余叔韶一直都唔係QC，因他不想申請，覺得是原則問題：你覺得我好咪俾QC我、唔好就唔俾，點解要我去申請。」
「他好有型的，但制度是這樣，到我想申請QC時，我問余叔韶，他說：『好，你去吧。』當我申請到QC時，余叔韶的排名就變成低過我，上法庭時變成我lead佢。」是否因為這樣出現芥蒂？「完全唔係。我做QC一年後便做大律師公會主席，但因為我資歷淺，要找兩個德高望重的人，入我個Bar Council，於是我找了契爺余叔韶，另一個叫胡禮 ，他做land law好勁。之後我和余叔韶的關係才不好，因為好深的誤會......我不想講了。」
「他的為人和我爸很似，不是黑就白，沒灰色的。他一唔鍾意我、唔鍾意一個人就唔鍾意；鍾意就乜都啱。」
余叔韶永遠是李柱銘的契爺恩師，「他的勁無得學，記性好到係photographic memory，打案不用寫一張紙。他在80年代退休，其實完全不需要，但他是一個覺得要百分之百做到件案，才會繼續做的人，表現非100分就唔想做，要交足功課。但人年紀大了就困難，記性會差、不能不take notes。」
余叔韶走過80年代中英談判、六四事件、香港回歸的大時代，但公眾卻沒有聽到他評論時政，「他沒參與政治，他的立場未必跟我一樣，反而佢俾好多心機搞港大法律學院（1969年成立）。」
「余叔韶和我成長的那個年代，係會幫窮人、窮人都會借錢俾人。我一直記得余叔韶所給我的。」
練乙錚
練乙錚一直記得李柱銘，雖然李柱銘一度忘記他。
練乙錚憶述：「我細個屋企好窮，我要幫好多學生補習賺家用，學校功課都沒時間兼顧。中六時，我有感就算在香港升到大學都無錢讀，反而美國有機會攞到獎學金，於是我決定考美國的試，申請了超過100間美國的學校，最後有三間說可給我獎學金。我在九華的成績，是A班前10名。」
「我選了位於明尼蘇達州的Carleton College，它給我4年全額獎學金、生活費都包埋。收到通知時我好開心，但當時我屋企的環境，連旅費都負擔不起，於是我跟學校說，神父就替我找了兩個贊助人，一個是李柱銘、另一個是在Shell公司做事的，他不願意出名，也是華仁舊生。學校叫我去見他們，他們合共給了我5000元，4500元是李柱銘的、500元是Shell那位先生的。」當年的5000元相等於現在幾多錢？「夠我買機票、置裝、少少書。」
練乙錚曾經撰文描述，1969年初夏一個早上去見李柱銘的情況：
我當時念中六，孤陋寡聞，莫說不知 Barrister Martin Lee 就是李柱銘先生，連大律師是個什麼名堂大概也搞不清楚，只道恩人必是一位長者，不料見到的，竟是一位青年才俊，滿室的法律書卷襯托着一種氣宇軒昂。他招呼我坐下，詳細了解我的學習狀況和志趣，然後給我一個信封，最後說道：『這筆錢將來不必還我，到你有條件的時候去幫助另一些值得幫助的人吧。』我到街上找回母親，小心翼翼把信封交給她，並詳細報告見面經過，母親聽了也感動得流淚，說：『唉，世界上的好人，都給你遇上了。』我後來知道，李先生這樣幫助過的人，不止我一個。三十年後，我在一個公眾場合再遇李柱銘先生，向他提起此事並再次致謝，他笑咪咪地說：『噢，是嗎？我記不清楚了，倒是你這個姓很特別，我還有點印象。』古道熱腸，右手的樂善好施，左手也不知道。
練乙錚說，李柱銘沒有跟他提過余叔韶。
結果練乙錚在Carleton College讀書時，父母一個仙都唔使俾，他更有錢寄番屋企，「我在美國做過餐館、看更、裝修，乜都有。」他取得數學高級榮譽學士學位後，回港於九龍塘牛津道（現於天水圍）天主教培聖中學任教8年，「我教數學、英文、世史，做過中六班主任，張文光、陳茂波是我學生，黃毓民叫我哎吔老師，我入去時他剛畢業。之後我就去明尼蘇達大學讀經濟學博士，讀完回港在科大任教。」
練乙錚又如何做到李柱銘的囑咐「幫助一些值得幫助的人」？「我做老師的年代，香港經濟開始好，沒遇過沒錢俾學費的學生，於是我用另一個方法去做。」
「我會認真對待有潛質、學習態度好的學生，替他們寫詳細的介紹信，建議他們一些出路、申請什麼學校等。90年代我在科大商學院負責收生時，有位女生家庭環境不太理想，會考考得不好，但A-Level成績非常好，她有興趣讀經濟，報了若干學校都不收，我見到她的情況就決定，不看她的會考成績，只看近兩年表現，破格收了她。結果這個學生非常叻，後來赴美讀博士學位，現於外國名牌大學任教，成就很高，我們一直都有聯絡。」練乙錚在科大教書時，曾獲傑出教學獎。
練乙錚又說：「我現在日本教書，有位香港男生遇上感情問題想輕生，我花了很多時間和他傾談。」
「政治上，我想幫後生仔思考出路，我不是獨派，我是講中港區隔，我支持後生仔說的有效區隔。年輕人有激進一面，有機會受很大打擊，我希望他們的運動在未能保護自己時，不要受太大打擊。但你叫年輕人不要激進，他們不會聽。」
「希望後生仔聽得入耳的話，就要站在他們的立場講說話，自己也不要怕因此受政權打壓，他們才覺得你可信。」
「泛民說要爭本土票，在單程證、新移民福利等一、兩個點可和本土派合作，但後生仔會覺得，你是否與他們利益一致。觀點可以不同，但利益、立場是否一致才重要。如在基本價值方面否定他們，只取一、兩個政策共通點作橋樑爭後生仔支持，是無意思的。」
「例如你說有言論自由討論港獨，口講無憑，要做到共產黨會因為你在這問題上的行為，而斬你一刀的，本土派就會信你、感到你是真心的。我同港獨的觀念也不一致，我是半個大中華膠，但我不會因共產黨說我是漢奸是閃埋一邊。」
練乙錚與民主黨創黨元老李柱銘，如今兩人的政治觀點不同，「但我哋大家都有講有笑。」
「我是比較幸運的人，在我那個年代，小學同學50人當中能讀完中學的，只有10個8個，繼續讀上研究院的只有2、3個。今日的我，是在很多人幫助之下，才能得到那麼多。我希望關心年輕人的事，可能是受當年的經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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