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初衷為誰？ 參與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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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政府大力推廣各種大灣區實習和就業計劃，鼓勵香港大學生到大灣區工作。其中「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大學畢業生只需持有香港身份證便可申請。計劃試行兩年間已花了逾億元，但屢遭立法會議員批評計劃資源錯配，未能吸引香港本地青年參與。試行期間的問題未解決，去年計劃轉為恆常化，無論是僱主抑或學生反應似乎更加冷淡。那麼計劃恆常化有何實質成效？初衷能否實現？

試行兩年政府津貼1.17億元 公帑用在誰身上？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於2021年推出試行，鼓勵大學畢業生到大灣區工作，獲月薪最低$18000港幣，政府會補胋每月1萬元給企業，最長18個月。勞工處指試行兩年，向企業發放了1.17億港元津貼，去年轉為恆常計劃。截至2024年2月29日，恆常計劃亦已向企業發放1199萬港元津貼。

參加者需為香港居民，並於兩年內獲本港或非本港的大專院校頒發學士或以上學位。不過，政府並未限制參與者是否於本港出生或成長，因此新來港人士只要符合資格，亦可報名。

一年前政府準備推行恆常化計劃時，立法會議員洪雯在立法會曾就內地背景深厚的參加者數量較多，質詢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當時她提到，長期在內地生活、於內地院校畢業並對內地有認識的港人學生，佔計劃參加者的大比數，與計劃原先的目標青年有出入。當時孫玉菡回覆，推出先導計劃本身與內地較多連繫的青年「易啲行出第一步」。不過恆常化一年過去，願意行出這一步，大部分仍然是擁有內地背景的年輕人，情況未有改變。

「這些參加者身分，俗稱『假香港人』 ， 由細到大不是在香港生活，甚至連DSE都無考，這個計劃便適合他們，因為他們一心打算在大灣區發展。」曾於2023年參加第一期恆常計劃的鄭鍵毅說，他當時有進入社交群組了解這個計劃，發現與他同期參與者多有內地背景，他們除了說話口吻與香港人大相逕庭，有些人甚至只諳簡體字，普通話流利程度與內地人無異。鄭直言這班年輕人可能只是持香港身份證，很難稱得上是香港本地青年。鄭最後沒有經計劃到大灣區工作。

一直有跟進計劃的洪雯估計試行時約有七成參與者是有內地背景；到今年第二期恆常計劃開展，比例並未減少，個別企業聘請有內地背景參加者甚至達到八、九成。洪直言：「對於這些青年來說，為何不參加（Why Not）? 」她解釋，這班青年有些隨父母在內地長大，有些自小是跨境兒童，有些甚至是單非或雙非背景，本身已打算回內地工作；而計劃正好切合他們的需要，還能賺取高薪，對他們來說是「有著數」。她續指，政府暫時未有意加設條件區分不同背景的青年，因他們同樣持有香港身份證，有機會構成歧視。洪雯又覺得，如果將這班內地背景青年排除在外，計劃會更難招募參與者。

中小企偏好內地背景青年 獲津貼一舉兩得

現時計劃無限制企業經營規模，除行內龍頭企業，亦有中小企參與。雖然大多參與者有內地背景，但有中小企老闆稱他們是合適人選，符合營運需求。AGM Technology的老闆郭頌賢於2023年開始參與計劃，經計劃到公司應徵的青年大部份都有內地背景，不過他覺得這些青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解釋，對初創公司來說，有內地背景的畢業生了解大灣區，可助公司拓闊內地業務。而政府每月為企業支付每名員工一萬元薪金，也有助中小企減輕支出，對公司財政有莫大幫助。

然而郭頌賢留意到應徵者數量逐漸減少，開始時每日收到幾封履歷，到後來一整個月也空無所得。他直言大企業有一定知名度，不一定要透過需計劃來吸納人才，「個Pool得咁大，大家都湧向大企業」，變相中小企便難招募人才。

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2021年參與試行計劃的呂俊宏則觀察到，現時不少計劃內的企業在招聘時會額外增設條件，望能聘請真正了解香港的青年。

洪雯坦言剛畢業的青年多抱著汲取經驗的態度，因而多想進入知名公司是無可厚非。她建議政府加強中小企方面的宣傳推廣，讓不同背景及興趣的青年了解到更廣泛的企業類型。

企業質素及安排參差 青年失信心憂保障

鄭鍵毅於2023年透過計劃參加面試，獲得三份職位但最後均沒有入職，他指在入職前與公司商討工作安排時，未能得知在香港工作的具體時數，需要等入職後再安排，令他望而卻步，因為按照計劃要求他不能在大灣區以外內地城市或香港工作超過六個月。由於公司地址並未列明於勞工處網站，他在網上搜索地址時也十分困難。他提到，一位朋友在計劃期間被公司安排到上海工作超過六個月，被勞工處抽查發現取消津貼，幸好企業願意不以計劃方式繼續聘請他的朋友。

呂俊宏身邊亦有不少朋友申請中小企職位時「中伏」。有人入職後發現公司管理問題層出不窮；有人職銜和所做的工作有出入。他表示，中小企入職人數有限，能獲取相關信息渠道不多，導致參與者不敢貿然申請。他認為可以增設投訴機制，讓參與者能直接向勞工處投訴，增加參與者了解計劃內公司的渠道，打消他們的疑慮。

洪雯認為，企業與參加者簽合約時政府應該介入。她建議政府不妨做多一步，如果僱主違反規定要有一定的罰則，「如果唔係所有成本都由青年負擔就有啲唔公道。」

企業現可向勞工處申請延長青年在大灣區內地城市以外地方工作的時間，洪雯亦認為「如離開大灣區工作超過半年就唔應該叫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不符合計劃的目標。她建議，如公司需調派人手到內地其他地方長期工作，便需在當地有辦公室，規管上亦方便跟進。

青年反應冷淡 問題癥結在哪？

2023年計劃恆常化後，企業和青年全年均可報名參與。勞工處宣傳時聲稱，「試行計劃獲得參與企業及青年的非常正面評價」，不過問題是申請計劃的反應冷淡，入職人數對比職位空缺不足三分之一，甚至計劃恆常化後參與的企業和入職人數都不升反跌，整體入職人數更下跌近34.1%。

僱主郭頌賢表示，考慮到政治氣候和工資水平等因素，純土生土長的香港參加者比較少是正常的，特別是計劃要求青年兩地往返，變相增加工作成本，標準一萬八薪金未必吸引青年，「返去又萬八，留低又係萬八，未必願意返。」另外，員工由於兩邊走，擔心有「賣豬仔」的情況也不出奇，自己作為老闆只能盡量提供多工作的資料細節，「等佢有個信字」。

雖然身邊有朋友「中伏」，呂俊宏通過計劃進入內地龍頭公司騰訊，仍願意推薦此計劃給其他人。他坦言，如果沒有計劃，自己未必有動力離港上班，「始終留在香港都是自己的舒適圈」。他又指不少同期的同學計劃完結後，都找到理想的工作，而自己現時的工作亦常在大灣區出行。然而，他同樣承認在大灣區環境生活有困難。他憶述，初到深圳時，語言是個難關。呂的普通話已算標青，但開會時碰上不同口音的人，工作上便有些吃力。另外，初出茅廬要自己在異地租房讓他忐忑，深港兩地行，報稅制度也一度令他感到混亂。

洪雯認為，政府宣傳必須更加細緻，才能打消青年疑慮。她指出所謂的宣傳不是簡單在街邊掛燈牌或是網絡上賣廣告。政府需「貼地」走入大學和年青人的團體，和這些機構合作，「畢竟我哋俾咗好多錢，係值得去好好調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