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上月有法官撤非禮案屏風准被告對視 過來人嘆社會倒退：沒想到仍要站出來

十多年前的一天，Miu 到朋友家中聊天，豈料當晚被對方侵犯。面對傷害，她手足無措，想起曾看過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風雨蘭」的海報，就決定找其輔導員陪伴到警局報警。這是整個司法程序的開始，當晚 Mui 花了逾八小時完成落口供的程序，鉅細無遺把受害經過訴說一篇又一篇，之後再到警局補錄口供兩次，等待逾年後再以證人身份到庭上作供。

風雨蘭過去五年共深入跟進 1861 宗性暴力求助個案，當中僅 42.6% 個案選擇報警，成功進入司法程序的個案更少。

「你是成年人，已不是小朋友！」

過往性罪行受害人可要求在屏風作供，惟此項權利未有明文規定，Miu 稱受害人往往因執法人員的消極態度等因素，未有向法庭提出要求。當年 Miu 向處理其案件的警員提出要求在屏風後作供，對方卻稱：「你是成年人，已不是小朋友！」最終 Miu 就於旁聽席的目光之下和被告面前答問，在辯方律師的盤問中反覆將其受害經過再講一篇，「律師怎樣問我，我就回答，但他們的問題來來回回，而且很仔細，時常要我重複一次，法官問完，律師又要問，法官又再補問，很多時將同一個事情說了差不多三次，但是又知道有很多人眼光看著你，所以是個很痛苦的事情」。

Miu 憶述，在庭上作供時萌生一些不理性的想法，「被告會不會跑出來再次侵犯自己」，不敢望到被告和旁聽席。可是第一天審訊完結後，Miu 和被告突然在電梯口遇上，「那一刻我害怕得死去活來，在想對方會不會來打我」，幸好有警員陪伴並立即安排他們分開。Miu 解釋，如果能在屏風後作供，證人需要使用特別通道出入，就不會有這些情況發生。

三天聆訊過去，沒有人通知 Miu 審訊的結果，她在報紙上得知對方被判罪成，惟兩年後收到警員致電通知對方上訴，Miu 需要再次上庭，「我問了警察一句會不會有屏風作供，警察稱因第一次上庭都沒有，第二次亦不會有」，Miu 就決定不上庭，「我不後悔，因為我已盡力了」。

「有時會回家大哭一場，但我還是很著力地爭取」

Miu 其後與其他性罪行受害者加入風雨蘭「幸存者權益關注小組」，她鼓起勇氣以第一人身份講述自身經歷，到不同地方拜訪立法會議員、律師和法官等，只盼為受害者爭取上庭設一扇屏風和特別通道進出。落口供的感受、沒有屏風下作供的難處，Miu 一一道出，「其實最初幾次，自己內裡都有很多情緒，有時會回家大哭一場，但我還是很著力地爭取，可能就是因為自己當時無法爭取那扇屏風而很痛苦，就很想為其他人爭取」。

一眾受害人的努力沒有白費，司法機構《實務指示》其後明文訂明，性罪行案件的律師須向主審法官提交任何使用屏障的要求等，2016 年正式生效。控方向法官申請時須說明要求使用屏障的類型，例如是使證人與被告人或公眾、抑或是兩者都看不見對方的屏障。「那一刻覺得做了這麼多，終於有少許成果」，Miu 和其他倖存者爭取了五年終見成果，小組亦「功成身退」而結束。

上月非禮案件 有法官質疑屏風沒法律基礎

Miu 沒想到，在實務指示生效七年後，事情會如此倒退。

上月西九龍裁判法院審理一宗非禮案，香港女子足球代表隊前助理教練黃子偉，被指在 2021 年 3 度非禮同一名女子。案中事主原本於審前覆核時，獲准在屏風後作供，開審時遮擋被告視線的屏風遭撤，法官指不能輕易剝削被告與事主「對峙和對質」的權利，原定安排「沒法律基礎」。裁判官經考慮後裁定屏風只遮擋公眾，被告可與事主對望。

目前不同法庭會用不同材質和大小的屏風，Miu 續稱，有些屏風看起來比較脆弱，也會令事主感到不安而影響作供表現，更遑論把屏風撒去。Miu 坦言，沒想到多年後，仍要再站出來，為受害人爭取屏風而發聲。她只希望，社會可對他們的感受有多一份理解。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早前表明，根據司法機構《實務指示》，性罪行受害人有權提出申請在作證時使用屏障（屏風），使被告或公眾人士看不到證人，或使兩者都無法看見證人。有關規定已於 2016 年生效。協會指，法庭需要理解性暴力事件對受害人造成的創傷，對其出庭作供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因此具創傷知情的保護，使受害人能在安心、免於不必要的壓力下於法庭作證。當受害人能平靜、清晰地作供，向法庭更準確地披露事發經過，才可以完整地呈現案件的證據，使法庭作出最合理的判決，以達致公平審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