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虎香港新聞 【引渡修例】鄭若驊李家超：港人港審、域外法權不切實可行 政府提出的才可取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今日就修訂《逃犯條例》召開記者會，回應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陳文敏，分別指出「港人港審」可行及訂立人權條款方案；以及民主派議員楊岳橋、尹兆堅提出的域外法權。鄭若驊及李家超表示，坊間建議的方案並不切實可行，稱政府所提出的才是可取方案。
兩人召開記者會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明，修訂《逃犯條例》有時限性，爭取暑假休會前能通過， 並不存在現在作出任何修訂。
李家超開場發言時指，政府至今仍未能在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上，就修訂《逃犯條例》草案向委員解釋及交換意見，亦沒有機會利用法案委員會，回應社會對草案的不同說法，因此召開記者會，又表示法案委員會是最適合討論問題的地方，期望法案委員會可盡快展開審議工作。
鄭若驊發言時，提到坊間提出的替代方案，指它們均無法達到處理台灣殺人案的目的。鄭列舉的坊間方案包括：由公民黨楊岳橋提出的《2019年侵害人身罪（修訂）（域外法律效力）條例草案》、由民主黨尹兆堅提出的《刑事司法管轄權（修訂）條例草案》、由實政圓桌田北辰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先後提出的「港人港審」。
鄭若驊說出以下三個不可行原因：
（一）香港是普通法法域，在刑事司法管轄權方面，奉行「屬地原則」，只會在罪行發生在境內的情況下，才會行使司法管轄權。而在實際操作上，以域外案件處理，亦會遇到如取證或提供提據等問題。
（二）修改相關法例無法處理台灣殺人案。由於法例會令在外地發生的行為，變成香港法律下的刑事罪行，有關條文只能適用在法例生效後干犯的罪行，而不能處理去年發生的台灣殺人案。
（三）如加入條例以處理刑法追溯期，會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12條第（1）款，即刑事罪及刑罰沒有追溯力。另外，有說法指，《香港人權法案》第12條第（2）款有例外情況，但此說法不成立，因款源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2）款，條款所提及論述的「各國公認之一般法律原則為有罪」的概念，其實是指根據國際條約法，以及習慣國際法所構成的犯罪，如危害種族之行為、戰爭罪、反人類及反和平罪等，因此謀殺不能成為例外。
鄭若驊認為，「港人港審」的建議，存在上述有關刑事追溯力及實際操作的問題，指「港人港審」建議的範圍，較修改一、兩項罪行更廣泛，可能要將《逃犯條例》下的46種罪類，均轉換為「港人港審」，做法會將刑事法律及制度中，香港行之已久的「屬地原則」，帶來根本性的改變，因此不能輕率採納建議。
眾新聞整理記者會上的部分問答 （問：記者；鄭：鄭若驊；李：李家超）
「港人港審」及處理台灣殺人案
問：「港人港審」在現行香港法例中一直存在，如《刑事罪行條例》列明，若港人在境外性侵兒童，香港法庭有司法管轄權。過去曾有3宗在海外發生的性侵案，為何政府會說「港人港審」不可行？
鄭：現在大家提出的建議，很多都是就著台灣案提出，如果處理不到台灣案，在根本性更改我們刑事司法管轄權機制，是要審慎考慮。處理不到台灣案，是因為現時訂立條文，在刑事上沒有追溯力處理去年發生的案件。
問：田北辰建議先刪除條例中的地域限制，處理台灣的個案，再從長計議另一條草案處理漏洞，會否考慮？草案未來尚有何可修改之處？
李：修例是希望處理台灣殺人案的同時，堵塞現時條例漏洞。漏洞22年來都沒有堵塞，我們駝鳥了22年，假設你是下一宗案件的受害人，你的感受就好像現時台灣殺人案的家屬一樣：為何政府容許我成為下一個受害人？如果我容許第二、第三個嚴重案件的受害人出現，我繼續駝鳥，這個是政府不應做的事。至於對於草案的不同意見請提出，我們應在法案委員會討論。今日的議題亦應在法案委員會上務實交流，而非在記者會上討論，這是不理想的。
問：可否先一次性處理台灣案件，往後再用「港人港審」為基礎討論修例？
李：今次修例目標，是處理台灣殺人案及堵塞漏洞，我們今次出發點，是希望犯了嚴重罪行的逃犯……不是說一般市民，一般市民根本無需要理會。我見到有報道說，因為寫了針對某政治人物的文章、出版政治書籍、傳媒訪問有政治意見的人，就變得可移交，這個是不正確；說這話的人如果有法律背景，更加是不負責任。因為這個行為發生在香港，是絕不會犯法，基於兩地同屬犯罪原則，如果行為在香港不犯法，就不會移交。
問：如台方不接受修例下的引渡安排，政府有沒有後備方案？如無法解決台灣殺人案，會否有官員需道歉甚至下台？
李：作為香港一分子，應積極努力，將有關疑犯交予台灣，每個人都應盡一分力推動此事。
引渡至中國內地
問：法律學者陳文敏提出的折衷方案，是在修例框架之下，引渡應只適用於有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國家，但內地並非實施《公約》的國家，如何令港人有信心，在被移交的地區，可享有公平審訊？
鄭：是否每個提出移交安排的國家，都要符合《公約》，這與香港一貫締結刑事司法合作安排的做法不相符。在我們已達成的長期移交協議中，如新加坡及馬來西亞，都不是實施《公約》的國家。如被移交涉案人士，認為移交違反人權，絕對可以在香港申請司法覆核。
問：部分與內地簽署引渡條約的國家，訂明簽署條約的雙方均有權拒絕引渡其國民，為何政府不肯把此保障在條例中列明？會否再加入更多條款保障？
李：國民不移交的情況在國與國之間出現，這適用於國與國。在是次修例中，不涉及與國家及地區簽訂長期協議，在此情況下，我們選擇不處理案件的權力，較簽訂長期協議的情況下選擇不處理案件的權力為大。若與國家有長期協議，我們要跟隨協議做；有別於此，在現時的情況下，我們可基於任何理由不處理，而不需要向該些地區交代，我們可以不止單單因為該人是中國公民或香港居民而不移交，我可以因為很多理由不移交。
至於是否加入條款，大家可以在法案委員會再探討。在執行個案移交方面，我想強調兩點。第一，對於是否「開門」啟動移交過程，我們可以完全不開，例如戰亂或社會環境混亂的國家，我可以「關門」。即使法院決定要移交，行政長官也可以關上大門，拒絕移交。
問：如何評價內地的司法制度？如何應對市民的擔憂？
鄭：修訂後的條例於全球173個國家均適用，我們不會隨便批評其他國家的司法制度，因為每個司法制度都有其特定安排。因此最集中要看的，是香港在移交逃犯時可以提供的保障。
其他問題
問：如日後23條立法，特首可否修改《逃犯條例》附表，將23條下涉及國家安全的罪行，納入移交的罪類？
李：如23條通過後，要把其納入移交逃犯罪類，要經過立法過程。第二，如果我們已立法，可以用本地法律檢控，亦不涉及移交的問題。第三，要考慮所提及罪行，是否屬於政治罪行而不移交。
問：有否收過指引，在此法案通過前，政府不會提交其他法案予立法會？
李：政府安排法案到立法會審議，是按實際情況及優次處理。
早前提出「港人港審」建議的田北辰回應指，若說「港人港審」在取證上有困難，就更難令人相信在現行方案下，本地可以就單次移交個案把關，因單次個案移交只需要表證成立，毋須處理證人及抗辯。田認為，「港人港審」並非必然不可行，只是有挑戰，政府應迎難而上。
提出域外法權建議的楊岳橋，反駁鄭若驊指方案不可行的說法，指根據《刑事罪行條例》中，香港對有關兒童性侵的案件，是擁有域外法權，又質疑如鄭若驊指方案沒有追溯力的說法成立，為何修訂後的《逃犯條例》可有追溯力。
至於提出修例應只適用於有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家的陳文敏，反駁鄭若驊指，他的建議只是針對以個案形式移交逃犯的國家及地區，與香港簽署長期協議的國家及地區，即使沒有實施公約亦沒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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