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虎香港新聞 給十九歲的我｜張堅庭：張婉婷為人天真並非惡毒 劇情片手法處理紀錄片屬問題所在
由張婉婷執導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引發連串爭議，導演張堅庭今日在 facebook 表示，現時事件有兩個問題，一是影片愈成功，對片中個別人士傷害愈深，以父母簽署的同意書作為法律手段也不合理；其二是劇情片導演處理紀錄片，變成了劇情先於紀錄，造成了影片可觀性在同學的感受之上。張堅庭認為，撤影是最好的決定，但平復傷痕也需要一段長時間。張堅庭又說，留意到部分言論針對張婉婷為人，而且用詞惡毒，但他指認識對方 40 多年，「她是一個天真的人」，「沒有部份人所說那麼差勁、惡毒」。
張堅庭說，張婉婷的天真有時都令他心問「有冇咁懵呀，都過知天命之年了」；張堅庭並指張婉婷不擅長討論，只喜歡問問題，「羅啟銳未走，生活上的決定都由丈夫說了算，也只有她這種性格才會用十年時間為學校拍記錄片」，而香港沒有紀錄片市場，相信籌劃時「只是奉獻或冒險試吓花十年時間睇睇。」
張堅庭認為，現時第一個問題是《給十九歲的我》商業及評論開始太成功，「愈成功對個別演員傷害愈深，我認為用父母簽的 consent 作為法律手段並不合理」。第二個問題是，劇情片導演處理紀錄片會加入自己的判斷，而「任何一套紀錄片導演在剪接、配樂及旁白都有不自覺或自覺的立場」，他相信 10 年間的拍攝是把個人材料放大了，並且選用了「juicy」的素材，「把影片的可觀性置於同學的感受之上，這是劇情和記錄矛盾引致的傷害，而在私人試映的好評及隨之試映場的票房成功，變成第二次傷害，這次害及學校及創作團隊，包括了部分學生。」
張堅庭並說，有看到受訪女生阿聆的長文，而且「寫得非常好」，點出了 12 歲由父母代簽的同意書，到底在被攝者 20 歲後是否仍然有法律責任，張堅庭認為是一個可以辯明的法律觀點，「我個人認為在道德上有欠缺，撤影是唯一的補救。」他並且說，這些紀錄片段對於演員可以「永恆的榮耀」，但放在一名普通女學生當中，就是「長久的傷痕」；或者要等到 30、40 年後，片中的女孩經歷人生風雨後，就會想起現在的事情「只是茶杯裏的風波」。
張堅庭最後再提起張婉婷，再次提起他認為張婉婷是「真的天真」，「古稀之年仍然如此，受的傷害不淺，可憐的是肯為她一齊孭鑊的愛人早她離去，留下她孤身在戰場」，並建議她可以趁機跟朋友旅遊散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