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地，不自由人 中國民運圈KOL蘇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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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自由的國度，許多重要資訊只能經曲折的途徑被流傳。去年6、7月，劉曉波病重時，官方公布資訊甚少，外界消息滿天飛。其中民間的一個主要資訊源，是蘇雨桐的Twitter。6月26日，遼寧省監獄管理局公佈劉曉波因患肝癌被批准保外就醫，她在Twitter引述代表劉曉波的律師尚寶軍說：「劉曉波確診為肝癌！妻子在外面被軟禁成抑鬱症，丈夫在裡面被拘禁成肝癌！」翌日，她再發文引述劉曉波稱：「希望出國就醫，要死也死在西方。」並持續呼籲讓劉氏夫婦出國。劉曉波去世後，她怒斥「習近平殺死了劉曉波」，又不時發布劉霞的消息。

蘇雨桐是「中國民運圈KOL」，她晝夜不停在Twitter上發帖，除了發布劉曉波與劉霞夫婦的消息，還有709律師家屬剃髮、「六四天網」創辦人黃琦母親蒲文清對中共的控訴、網名「屠夫」的著名維權人士吳淦被囚禁……中國民運圈流傳的最新消息，幾乎都可以在她的Twitter上見到。蘇雨桐的Twitter目前有11.5萬名追隨者。

記者前往德國之前一個月，透過Twitter邀約身在柏林的《德國之聲》前記者蘇雨桐做訪問，她爽快答應，但當記者提議到她家中時，她不置可否，只是反建議在記者下榻的酒店附近找個地方見面。蘇雨桐隻身流亡德國8年，處處警惕防範是她對陌生人的自然反應。

最終記者相約蘇雨桐在傍晚時份、她下班後，於柏林著名的購物街「褲襠大道」Kurfürstendamm一帶、靠近地鐵站的一間咖啡店聚頭。見面寒喧後，蘇雨桐得悉記者較早前已訪問她的好友、流亡德國的中國作家廖亦武，才稍為放下戒心。

蘇雨桐流亡德國之前，在中國大陸的非政府機構「守望家園」工作，但她「民運圈KOL」的身份更為人熟悉。她與許多中國民運圈中人有打交道，包括公民行動者、學者、維權律師等，與此同時，她極度活躍於Twitter，每日將民運圈的大大小小最新消息向外發布。

蘇雨桐憶述，2010年初，她獲得一份據稱來自李鵬在八九六四期間寫的日記副本。「我當時就想，我一定要把它公開，或者就在六四紀念日之前，那是21周年。我當時並不知道香港的鮑樸（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之子、香港出版人）還要出版這本日記，我以為這本日記會在中共的壓制下石沉大海，永遠不能夠見天日。」那時正值中國茉莉花革命前夕，內地公民社會開始活躍，政府對民間的言論、集會相較寬鬆。

2010年6月3日，蘇雨桐與朋友匿名在網上公開「李鵬日記」。不過，十餘日後，她就被國安抄家。她意識到中國不宜久留，遂決定出走，經香港逃到德國，在當地任職記者至今。

訪問當日，蘇雨桐穿著一襲淨白衣裙，上衣領口、肩膀邊都有白色蕾絲花邊，頭戴一頂黑色花禮帽，烏黑長髮編成一對麻花辮，臉上抹了一層雪白底妝，塗上粉嫩胭脂及粗黑眼線，全身打扮花俏，一絲不苟。她今年40出頭，看起來仍像個妙齡少女，不帶半點流亡者的滄桑。

「我沒有經歷過很多前輩經歷過的苦難。」有別於許多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蘇雨桐在德國的居留身份並非政治難民，她當年得到《德國之聲》波昂（Bonn）總部中文部的工作機會，持工作簽證入境德國。她在《德國之聲》任職記者4年，及後轉到另一間美國媒體工作至今，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自給自足，目前仍持工作簽證居德。

蘇雨桐形容她是「新的流亡人」。她直言，即使是8年前初抵德國之時，她亦不覺得適應上有困難，雖然她當時一句德語都不會，但英語在德國普遍，她生活、工作都不成問題。蘇雨桐畢業於中央財經大學，雖是商科出身，但她興趣不在此，畢業後首份工作是電台主持，愈發關注社會民生議題，她其後轉投非政府機構工作，慢慢累積起公民運動圈子的人脈。

「因為受的教育不同，而且是網絡時代，你和中國（的聯繫）沒有完全切斷。他們（早期流亡海外人士）出來時不是網絡時代，就完全切斷了。而我畢竟也受過高等教育，加上我以前積累了社會關係網絡，那我（在德國）去採訪，無論是政治人物、學者、維權人士，這網絡是一早建立的，所以工作上是比較得心應手，也很好。」 她主要以中文寫報道，也會處理新聞報道的中、英翻譯工作。

在人前，蘇雨桐盡然展示其美好生活。不過，流亡人孰新孰舊，也不管逃到多遠，始終走不出中共的陰霾。蘇雨桐指，她不會帶新認識的人回家，特別提防來自中國的人；她不會使用居家地址收郵件，而是另設郵箱收件；她活躍於Twitter，言論高調，但社交媒體、通訊帳戶，均設多重驗證，並經常更換密碼。這些行為習慣，既是流亡者的自衛本能，也有來自經驗教訓。

蘇雨桐在德國生活8年，雖然沒有受過直接的威脅、壓迫，但有感不時經歷無法解釋的「怪事」。

例如前年初，蘇雨桐獲邀出席美國國會的聽證會，分享她對中共滲透海外媒體以及六四相關事情的觀察。聽證會定於2016年5月底舉行，此前一個月，蘇雨桐發現她收藏在家的護照離奇消失。她隨即向中國駐柏林大使館要求補辦護照，遞交申請補領護照資料及費用後，被大使館人員約見，她要求有律師陪同，但遭大使館一方拒絕。蘇雨桐引述對方指，她得單獨赴會，並將雙方談話內容保密，蘇雨桐不肯就範，透過電話與中國大使館周旋無果，最終沒有獲補發護照。

蘇雨桐及後向德國外管局尋求協助，才獲批旅行文件出行，得以如期出席聽證會。

蘇雨桐又提到，2014年底至2015年初，她到西班牙旅遊，回到德國後，如常自己做飯吃，使用固定牌子的臉部清潔、護膚用品，「拉了一個星期的肚子，臉都爛的，整塊臉都過敏。」她最初不以為意，以為只是偶發事故，但她後來跟流亡美國的中國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談起此事，被對方提醒小心門戶、以防有人入屋，「他說他在家裡發現老鼠藥，說中共不是要將人弄死，而是要嚇唬你，意思是他們（人共）無所不能。」

陳光誠2012年起旅居美國，他2015年出訪歐洲後回家，曾稱發現廚房麵粉袋旁邊被放置老鼠藥。他其後接受《蘋果日報》專訪時，認為中共想嚇唬他，要他閉嘴。「我出去歐洲，到哪裡都是批評共產黨破壞人權，這些事情嘛。」

蘇雨桐表示，她旅行回家後吃過存放在廚房的米飯，喝過冰箱裡的礦泉水，但她確定食物沒有變壞。她因為皮膚較敏感，所以一直都是用固定牌子的臉部護理用品，那些產品她都沒有帶去旅行，僅帶了小份量的旅行裝，回家後用原裝產品，卻就敏感了，而這令她想起陳光誠的說法，「我在德國從來沒有（發生）過。」

蘇雨桐還稱，經常受到「愛國人士」的口頭威脅。網上不時有來歷不明的人向她下追殺令，就連德語班上相識的中國同學也警告她。今年兩會時，全美電視台記者發問時遭內地同行白眼，引起網上熱議。蘇雨桐提到，她當時在微信朋友圈發布了一張白眼習近平的圖片，事後被德語班上、時常向她請教功課的中國同學恐嚇，「他就直接警告我：『我要去舉報你。』然後我說，你沒有這樣的權力，這是法治國家。」

蘇雨桐指，該同學並不是初到的中國留學生，而是已經在德國生活的人，她不知他舉報後可以得到什麼具體好處，「我就想這是遠程愛國，是這樣的一種價值觀，或者他家裡跟中共做生意。」對於那些口頭恐嚇，她直言「不太在意」，但會特別提防來自中國的人。

「我覺得恐怖的是，這種思想蔓延到全世界，你看到它的危害性。他在享受著民主制度，卻做著損害民主的事情。」蘇雨桐說，這些年來，她看著「中國的滲透」，才最感難過。 

 「很多這樣的媒體，它們會跟中共一樣的口徑，將『達賴喇嘛』叫『達賴』，（報道）什麼習近平到內蒙視察、跟民眾噓寒問暖。這樣的文章寫出來，我覺得是非常可笑的，沒有專業素質的。我們不是為某個政黨服務，我們是為新聞服務，這是不對的。我看見這種迹象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蘇雨桐工作4年的《德國之聲》，為德國政府資助的非牟利新聞廣播機構，在全球60個國家聘有約3,000名員工，旨在向世界傳遞德國的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形象，促進各地人們與文化的交流，以及推廣德語。

然而，《德國之聲》近年屢次惹起染紅疑慮。2014年，《德國之聲》邀請在中國生活多年的德國記者澤林（Frank Sieren）擔任專欄作家及中國特約記者。該年六四，他在《德國之聲》發文指「1989年是新中國歷史上一時的失足」，引起外界強烈抗議，獨立中文筆會前會長廖天琪及流亡德國作家廖亦武發起聯署，要求《德國之聲》撤銷文章，超過80人響應，包括王丹、吾爾開希、封從德、嚴家祺、萬潤南等。蘇雨桐在這些事上不是省油的燈，她既有份聯署，又在個人Twitter上載了一張澤林坐在坦克車上、而她隻身擋坦克的改圖，表明「向五毛澤林宣傳」、「我已經做好準備！」 

與此同時，蘇雨桐向《德國之聲》表達對澤林文章的不滿，裡裡外外把事件鬧大。《德國之聲》高層與中文部員工開會討論澤林事件，有份參與會議的蘇雨桐對外引述《德國之聲》高層指中文部不能辦成「異議之聲」。《德國之聲》隨即以對外披露內部會議上的保密內容為由，將蘇雨桐解僱。她隨後遷往柏林，在另一間美國媒體當記者。蘇雨桐指，她任職《德國之聲》時，《德國之聲》受到中共的壓力，如今她不願任職的機構受壓，故不欲公開機構名稱。

活躍於中國及德國的美國普立茲獎得獎記者張彥（Ian Johnson），曾在《紐約時報》的報道提到，社交媒體上的很多評論人士認為，蘇雨桐被解僱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尤其是，《德國之聲》中文網擁有大量讀者，而蘇雨桐是該網站最多產的博客作者之一，而且她經常批評中國政府的政策。他們表示，最近幾個月，該網站更多地刊登了親北京的言論。」 

澤林至今仍為《德國之聲》供稿，文章被蘇雨桐批評為「很曖昧」。她嗤之以鼻指好些專欄作家、評論員、記者也為中共背書，「有一批這樣的人在德國，非常糟糕。」

蘇雨桐又提到其前同事張丹紅「還在寫她參觀毛主席紀念堂」。張丹紅原任《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2008年7月，她接受德國一個電視節目訪問，談及西藏問題時，讚譽中國政府「為保護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同年8月初、北京奧運開幕前夕，她接受德國一個電視節目訪問，稱中共在過去幾十年成功「使4億人脫貧」，稱讚「中國共產黨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實踐人權宣言第三條方面的貢獻都要大。」張丹紅的有關言論遭猛烈抨擊，《德國之聲》及後將她調至經濟部，至今仍在《德國之聲》任職。

蘇雨桐所指張丹紅「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的文章，是張2016年9月在《德國之聲》發表的專欄文章，題為《帶女兒參觀毛主席紀念堂》，內容講述她趁假期帶女兒參觀北京的毛主席紀念堂、「上歷史課」，「講毛澤東的故事，他如何領導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如何受到人民的擁戴，後來又如何發動政治運動，將中國推入災難。」張丹紅在文章提到：「據說毛澤東本人對死亡抱著很豁達的態度。不知如此華麗的紀念堂是否符合他的意願？」

蘇雨桐對張丹紅及其文章並不認同，「她是《德國之聲》員工，應該是德國的公務員，但她用中文發言的時候，德國人不知道。她就是讓中共的人看到，給中共宣傳。」

在新聞工作上，蘇雨桐也稱，留意到中國新聞編採同事的自我審查。早幾年、她仍在《德國之聲》工作時，其報道引述受訪者攻擊、批評中國的言論，經常被編輯同事刪走。她曾經向相關同事查問原因，對方回答：「不能老是批評中共。」她在《德國之聲》時主要報道中國人權議題，包括六四相關新聞、中國民運人士遭遇等，亦曾擔任《北京觀察》欄目的責任編輯。《北京觀察》是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發表評論的平台，作者主要是活躍於中國社會的專家學者及媒體人。《德國之聲》網頁顯示：「2014年後，由於多位作者陸續遇到了困難，本專欄暫時停止更新。」

「西方人對這種很表面的滲透有一定的戒心。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這邊的學者，甚至包括一些大的、對政府政策有影響力的智庫、專家，他們經常被邀請到北京，頻繁參加那種『學術』活動。」

「西方的學者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真的天真，認為中國的經濟好了，國民的素質會向上；另一種是揣著明白裝糊塗，中共也是有統戰的手段，把這些學者請到中國，然後許以利益。我看到很多這樣的現實，就非常難過、擔憂。 」蘇雨桐隨便就講出幾個學者的名字，她表示，當中一個著名漢學家在艾未未被抓時，跟隨中共口徑說他「偷稅漏稅」。「他在德國這麼有影響力，德國人或許會相信的。」

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數年前曾撰文談論中國的「國際文化收買政策」，指出孔子學院遍及全球數十個國家，甚至直接跟各國的高等學院「掛鉤」，指「據筆者的觀察，有些德國的漢學家已經被『籠絡』過去，因此平時的言行都十分『照顧』到北京的面子，有些人甚至放下身段，直接向北京獻媚。」

「我更擔心這一塊，就是他們本國人，可能更相信本國人，但是這些本國人已經被滲透的時候，就很難防避。」蘇雨桐形容，習近平上場以來，中共海外統戰、滲透手段，相比「毛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他要用這種去洗腦、去對抗網絡訊息自由化。」

中共的夢魘，一直纏繞著流亡海外的異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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