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違國安法不獲全數減刑 呂世瑜終極敗訴 判詞：本地量刑原則在《國安法》量刑框架內運作

戴眼鏡的呂世瑜穿著白色長袖衫、藍色毛衣背心出庭，聞判後神情平靜，有旁聽人士與他揮手，不足 1 分鐘便散庭。據悉，呂世瑜按照目前刑期，將於 2024 年 1 月獲釋。

爭議 5 年以上刑期是否強制

是否容許條文以外的求情理由

上訴人呂世瑜（現年 26 歲）由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大律師陳偉彥、梁麗幗及管致行代表；律政司由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及高級檢控官吳加悅代表。案件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及林文瀚及非常任法官陳兆愷審理。

是次上訴處理兩個議題：

1. 在《國安法》第 21 條提到情節嚴重者，處 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5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是否屬強制性。

2. 《國安法》第 33 條訂明有 3 類情況可以對被告從輕、減輕處罰，法庭是否容許條文以外的求情理由而作出減刑。

判詞：條文明顯屬強制性措辭

若判幅度以下刑罰屬自相矛盾

終院法官先在判詞提到，《國安法》與本地法律須達致銜接、兼容和互補，但若《國安法》與本地法律有不一致之處，須按《國安法》第 62 條優先採用《國安法》。此原則也適用於詮釋《國安法》中有關量刑的條文，因此，本地量刑的法律及原則，要在《國安法》訂下的量刑框架內運作。

針對《國安法》第 21 條、即「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條文提及，若「情節嚴重」，對犯罪人「處 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情節較輕」，對犯罪人「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上訴方指，條文內的「5 年以上刑期」只是量刑起點。判詞認為，有關主張站不住腳，因條文中、英文版本分別使用「處」及「shall be sentenced」字眼﹐按照文意詮釋，明顯地以強制性的措辭，訂明刑罰的性質和刑期，重申上訴方指「5 年以上刑期」屬量刑起點，「是賦予文字不能包含的意思」。

判詞續指，《國安法》第 21 條制定一套兩級量刑框架，是將處罰幅度與罪行嚴重性掛鈎，規定在指定幅度內判刑。法官質疑，若說《國安法》容許被裁定為「情節嚴重」的案件，判處在訂明幅度以下的刑罰，「是自相矛盾的解讀」。因此，「情節嚴重者，處 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屬強制性刑罰。

判詞：條文列 3 減刑情況

為放棄犯罪者提供誘因

針對《國安法》第 33 條，列出 3 種情況可以對被告從輕、減輕處罰，即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自動投案、或揭發他人犯罪行為。上訴方力陳法庭量刑時，可繼續運用現行法律認可的因素包括認罪，作為從輕處罰或減輕處罰的法律依據。

判詞提到，《國安法》第 33 條有 3 個特點：條文適用於所有《國安法》罪行；非僅適用於被定罪的人，還適用於被提控的人，以及未被提控的嫌疑人，因此上述各類人士均可受惠於條文，獲寬大處理；判詞特別提到，《國安法》第 33 條是在案件釐定刑罰後才應用，目的顯而易見，就是為犯罪人或可能犯罪人士提供誘因，鼓勵他們放棄犯罪、協助當局遏止危害國安的活動，以及促進執法。

判詞續指，條文列出的 3 個減刑因素，與一般量刑情況不同，強調本地法庭一般處理的罪行，不涉及法例訂明與案件嚴重性掛鈎的量刑幅度或級別，但《國安法》第 33 條正正在此背景下運作，並訂明該條款適用的情形可影響量刑幅度。判詞進一步解釋，「從輕」處罰，是指「在法律或條例規定的範圍內，給予較輕的刑罰或處罰」，「減輕」處罰則是減低刑罰至法律規定的幅度以下，是較寛大的處理方法。

對於上訴方指《國安法》第 33 條列出的 3 種減刑情況，並非盡列無遺、上訴人認罪應獲「全數扣減三分一刑期」等主張，終院認為不能被接納，重申有關條文的目的，是提供誘因鼓勵放棄犯罪，故「適時認罪」等因素在此條文下並不適用。

判詞：裁定減刑因素是否適用後

再考慮「從輕」或「減輕」處罰

判詞進一步列出量刑步驟，首先法庭必然已裁定被告犯罪，並根據案情的嚴重性，例如煽動手法、規模及次數等，考慮情節屬「嚴重」或「較輕」。若法庭裁定案件「情節嚴重」，便須引用較高量刑幅度。法庭接著須應用一貫熟悉的量刑法律及原則，在適用幅度內決定量刑起點，並考慮其他加刑或減刑因素。

判詞指在釐定案件刑罰後，法庭須再考慮《國安法》第 33 條是否適用，若被告自願投案、向當局提供協助等，符合條文訂明的減刑情況，法庭須因應其協助效用有多大，作出相應減刑，從而判定最終刑罰。

判詞批評上訴庭忽略「更生」因素

另外，判詞有不少段落，針對上訴庭裁決作出批評。就上訴庭指《國安法》的處罰機制，應優先顧及阻嚇、懲罰及譴責等「刑罰學」考慮，並指「《國安法》第 21 條的詮釋，必然要讓刑罰學考慮有十足效力」。終院認為，上訴庭明顯忽略了「更生」，強調此原則不應被排除於《國安法》第 21 條量刑之外。

判詞續指，法官可以根據條文，判處短期、以教導為主，或是非監禁式的刑罰，以達致更生及保障社會的目的。例如在某宗「情節較輕」的案件，如犯罪人年幼無知，或受人擺佈而參加煽動分裂國家罪行，可以考慮判處非監禁式刑罰，以幫助犯罪人更生，以及避免將其變為強硬的反社會分子。

上訴庭指「非所有求情因素適用」

終院質疑難以理解

就上訴庭強調《國安法》首要目的是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等罪行，提到「並非所有求情因素都適用，可容許的求情因素必須無損首要目的」，終院質疑「本院亦難以理解，甚麼求情因素應或不應被法庭考慮，甚麼因素無損首要目的？」

判詞指，上訴庭提到「首要目的」是採取一切所需措施以維護國安，「而這一目的，藉著檢控危害國安的犯罪人士已能達到，有關罪行一經證實，被告便會受處罰」，又指「整個量刑過程均是執行首要目的」，重申難以理解為何某些求情因素，在與其他因素作權衡考慮時，須被視為損害「首要目的」。

上訴庭稱可參閱內地法律

終院：只能採與《國安法》直接相關資料

至於就律政司在高院上訴時，呈上內地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述元主編的《刑法條文理解適用與司法實務全書》，指由於《國安法》與本地法律有需要銜接，內地判刑法律在《國安法》用詞的涵義方面，對處理詮釋事宜有所幫助。

終院認為，雖然上訴庭沒有採納上述陳詞，但就這方面訂下一般性原則，「基於《國安法》是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地位特殊，參閱相關內地法律以助詮釋是恰當的」。終院表示「恕本院不能同意」，並引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在《港區國安法》通過時發表的講話，「法律堅持 『一國兩制』方針，充分考慮兩種制度差異和香港具體情況，與維護國家安全的全國性法律相銜接，與香港現有法律體系相兼容」。

終院解釋，此句帶出了兩個法律制度的分隔，同時強調《國安法》與本地法律的銜接，「它並沒有帶出香港法律制度，須與內地制度進一步『銜接』的意味，以致香港法庭須在詮釋《國安法》時，尋找及考慮字面上相似的內地法律」。

終院裁定，法庭只能採納與《國安法》目的、憲政地位有直接關連的資料，如《5.28決定》，不包括與《國安法》的文意和目的有別、缺乏關聯的其他內地法律。終院另指，並非排除法庭可能參考一般或法律字典，以協助詮釋來自於不同司法管轄區，而不熟悉的詞彙意思，強調是否適合參考任何條目，須在個別案件中考量。

湯家驊：認罪減刑仍適用

但或未能全數扣減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正如判詞所言，《國安法》與本地法律須達致銜接、兼容和互補，因此一般求情因素，包括年輕、初犯及認罪仍然適用於《國安法》案件，只是不一定能獲全數減刑三分一。以本案為例，法庭考慮所有求情因素後，最終判刑不能低於 5 年監禁。

黃啟暘：對被告抗辯無指導作用

法律評論員黃啟暘亦有同一觀察，指法庭按照《國安法》的刑期分級，在適用幅度內決定量刑起點後，繼而考慮加刑或是認罪等減刑因素，最後才考慮《國安法》第 33 條是否適用，如適用便作出額外扣減。換言之，若某人刑期比控罪的最低刑期高出很多，「或能減足三分一」，但另一人被判最低刑期，法庭都不可以基於認罪等因素﹐作出任何扣減。

他認為，這或可能影響日後其他國安案被告的抗辯策略，因即使被告認罪，惟定罪前難以確定案件屬情節「嚴重」或「較輕」，要到最後判刑，才知道刑期可扣減的幅度，「所以對一個被告嚟講，其實佢係冇一個指導嘅作用」。他補充，「認罪扣減」一般而言是鼓勵被告認罪，節省法庭時間及資源。然而，以現時情況而言，認罪誘因或因而減少。

FACC7/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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