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服貿鬥爭與香港安危

台灣的服貿協議鬥爭，可見中華民國政府從境外政權到本土政權的轉變並不完整，國民黨和民進黨都用兩岸協商的方式來通過服貿協議，委託海基會2013年6月23日在上海簽署，台方用「海峽交流基金會」為代表簽署，中方用「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為代表簽署。這並非兩個國家政權之間的正式締約，而是假定中國仍在分裂狀態的兩岸雙方執政當局的協定。這挑釁了台灣人的國家意識，只是台灣資本家可以拋售資產，台灣民眾誤以為可以增加就業機會而棄國家於不顧。論到金錢，國家變成兒戲。


蔣介石、蔣經國當總統的年代，中華民國有堅定的國家意識，雖然那種大中國意識是虛假的、過時的，但統治系統卻可以用堅定的國家意識維護台灣的國防安全、經濟安全和文化安全。李登輝以國民黨候選人的身份登位為總統，強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台灣獨立意識，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國號，然而，他面對台商趕赴大陸，將台灣的資金、技術和商業網絡帶走，在一九九六年提出「戒急用忍」政策、南進政策（投資東南亞），然而，陳水扁所謂台灣人的總統，卻在二〇〇〇年取消「戒急用忍」政策，台灣的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受到中共的滲透和侵略。台灣完成兩黨輪替，完成中華民國的憲政民主。

可惜，國民黨、民進黨和台商，用兩岸貿易的經濟增長來籠絡資本家和騙取人民選票，乃有今日的服務貿易協定，如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台灣即將在各種賣國賊的陷害之下而亡國滅種。相對而言，南韓的對華投資，並未減弱南韓的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文化安全。

香港面對台灣的局面，必須思考自己的本土意識、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從而保障自己的安全。我們起步較晚，但可以吸收更多的教訓。香港比台灣安全，大家不要以為移民台灣，就可以避免赤禍。香港比台灣安全，有三個重點：

1. 香港人有一百多年的文化區隔。香港講粵語、用英文，香港平民並無中國國家意識，大中華的統一意識虛弱，知識分子也只是掛在口邊，並無實踐，九七之後，中國情花毒減弱得很。台灣在老國民黨和老台灣人一代，有真實的中國意識，他們的語言、用字和辦事作風，處處與中共相呼應。台商在中國舉家落戶，文人後代在北京發展，這些在香港都是看不到的。即使最賣港的資本家，在上海住了一陣子，馬上遷回香港。

2. 英國在準備移交政權的八十年代，完成了香港的金融制度和幾乎自治的政治地位，令中共依賴香港，在香港取得金融服務，高官子女入籍香港，取得政治身份的安全。

3. 英國很早在香港容共，有一套籠絡政策（engagement policy）對付中共，中共人員落腳香港，勾結國際，有自己的地盤意識。香港人對中共也有一套與之合作，但保存自己的處事方法。這些都是台灣人沒有學到手的。

香港人與中共打交道，是中共最弱的時候（文革末年的七十年代），我們看不起中共的，因為中共的經濟改革由我們香港人一手帶大，中共地方政府的賣地套利之術，完全取法香港，即使上海的金融市場也是由香港人傳授知識，它可以說是香港的小孫子。然而，台灣人在九十年代與才開始中共打交道，是中共強盛的年代，台灣人無所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