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堅持】徐立之科學的堅持與放手：堅持，是需要智慧的

在科學家的研究生命裏，堅持，是需要智慧的。

1980年徐立之在田納西州做博士後研究。有一晚，他要提取一段病毒基因，英文稱為cloning。提純後，DNA份量只有很少，脫了水，小如一塊頭皮。誰知，他打開試管時，小小成果，隨空氣流動，一下子被吹到地上去了。

記者：冼麗婷

夜半實驗，吹走了成果，徐立之在地上找了很久。終於，他用鉗把一塊像頭皮屑大小的基因樣本撿起來，「這是不是我要的東西？」額冒大汗，心裏冰涼。那一晚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繼續。

「所以，有陣時意外會發生，打擊會有。」研究的堅持，是不怕打擊。有時，又要懂得放手，讓別人繼續研究。成果，不必在我，科學研究最高境界，是謙卑與無私分享。

香港科學院創院院長徐立之接受香港雅虎訪問。跟以往相比，不再是大學校長，在山頂路上，他說得比較多，比較隨心所欲。從八年前京都銀閣寺外，到這次訪問的咖啡休息時間，如無感應錯誤，他對身邊的人與事，都有快速善意反應。看到記者吃一個包點，也會想起當年在美國讀書，以西蘭花炒牛肉菜式替朋友「包伙食」的簡樸日子。

如果，他的科學家腦袋真的轉得比一般人快，這一次對談，他調慢轉數，記者調快轉數，也是合理想像。純粹的科學家，堅持研究，以事實為首。在世界尖端科技研究的競賽之中，他嘗過人性的進逼，與本能的抵禦，在漫長的堅持故事裏，現實，比戲裏高潮更意想不到。

最少三十五年以前，徐立之研究囊狀纖維症疾病基因。1987年4月29日，他代表加拿大研究團隊到倫敦的皇家學院發表演說。當天他是第三位講者，剛下機抵達會場，剩下約一小時便要上台解釋尋找遺存疾病基因的方法，卻突然遇到不速之客。

「我們已經找到基因，這是初稿，我希望讓你先看，因為報告明天會在《自然》（Nature）期刊發表。」倫敦研究團隊代表Robert（Bob）Williamson走到徐立之面前，把一份剛完成的報告奉上。科學家互相交流，或是互相競爭，兩者，從來共存。或許，徐立之永遠都不會公開介定，這一刻，對方是善意還是惡意？但可以肯定是，「當時對我的打擊是非常大。」

科學只有未知，不能說謊。他拼命看對手的報告，但看不出基因證明。可是，對方的實驗室藏着甚麼底牌，是無法預計的。

研究囊狀纖維症遇進逼的對手

「希望稍後我可以有幾分鐘時間，在你演說後發表報告。」Bob對徐立之繼續進逼，那幾乎是一個挑戰。

「這與我無關。會不會讓你發表，是由大會決定。」大會一度堅持不讓Bob上台，最後妥協，讓他講三張幻燈片。徐立之心緒被打亂了，在演說中，他不斷強調自己的方法是一種general application，稍後Bob會上來講自己的研究結果，可能發表找到基因。

「唯有這樣說，為自己打圓場。」他難堪，但不能退出。情緒上，科學家也是個普通人，面對挑戰，當然也會沮喪。「因為我不知道他袋裏面有甚麼。」對手上台說了半小時，有好多動聽的內容，與會者非常感興趣，熱烈提問。雖然感受不好，但徐立之在這研究上，是有知識，有經驗的。他冷靜客觀地了解內容，認為對方只提出顯示基因的指標，卻沒有找出基因的證據。

存疑，是科學家敏感心靈之必然態度。徐立之團隊用大包圍的方式尋找遺存疾病基因，如果有，理應找出來了。退一步，即使對手真的找出基因，在於科學，團隊還是有很多研究題目可以探索下去。所以，回去後，徐立之安撫加拿大團隊成員不要灰心。處於下風，堅持，是艱難的。現實是，他們的研究經費，也真因對手的報告，被終止了。

科學發現講證據支持，可以是別人推翻自己，也可以是自己推翻自己。意料之內、還是意想不到？三個月後，Bob澄清，「他們袋裏面冇嘢。」根本沒有找出基因，「我對他後來的誠實，好感激，他站在全世界面前承認找不到基因，讓我的實驗，可以繼續下去。好多已經決定終止研究的人，好失望，因為他們沒有好好分析別人的結果，相信了一些誤傳的說法。」

「他們想嚇走其他人，結果先「嚇走」了自己實驗室的人。」回望，已經成為幽默。徐立之說，當時Bob的團隊不少人轉好工去了，散渙了。

「他願意說出來，都好有道德。」記者說。

「我跟他後來變成朋友，甚至，他一個博士後研究員，成為我的家庭朋友。大家都是科學家，看事情，不只看人，人有時會被事情影響，但心裏面想怎樣，大家都明白， 所以我們互相尊重。」

「對手的錯誤，是因為太過衝動、好勝？還是科學上誤解了一些東西？」性格與經驗，有時是成敗的關鍵。

「兩者都可能。」因為對手的澄清，徐立之團隊重新拿回失去的資助。「贊助人再支持我，所以，我對Bob說：『Bob, thank you so much. You did the right thing.』」認錯需要勇氣，科學家欣賞對手認錯的胸𦡞，比競爭及科學成果更高更大。兩個看重科學道德倫理的人，最終成為好朋友，惺惺相識。

了解第七條染色體相關基因與疾病關係

回說徐立之研究囊狀纖維症遺存基因的背景，是他半生科學研究的重要一課，當年存在世界性競爭，大家都想找出疾病基因。徐立之所屬加拿大團隊，連同導師，只有約二十人，相比別的團隊，人家的研究人員有一百人，不止一個實驗室。徐立之以智取，以勤力補救，工作是繁瑣，但科學而系統的方法，總會見到曙光。為了找出問題基因，他用大包圍的檢測，把搜查範圍一直縮窄，好比實地搜索，從北美洲遂步縮窄至加拿大、溫哥華、St Johns，團隊在1985年已第一次規範出問題基因的可能範圍。以比喻解釋：知道搜查範圍在多倫多了，需要逐屋搜查。後來發現在一間屋之後，仍然要查找問題出於燈掣還是水喉漏水，或是其他問題？非常繁瑣，但最終找到疾病基因，世界轟動。

科學家的思維，其實很影響處事及結果。徐立之說，科學家不會說有證據證明我們說的對，而是說：「這些證據反映我們的推論有好多支持，可以解釋這疾病。」科學懷疑精神，是抱着一切存疑、一切有機會被推翻的心態。即使找出問題基因的研究文章公開了六個月，團隊依然好怕會出錯，除了丟臉，也令病人及全世界失望。

最終，團隊檢視出，囊狀纖維症是與第七條染色體上的問題基因有關，這也增加了科學家對第七條染色體的很多認識。「其實研究是兩面，（問題）基因在第七條染色體上面，令我知道第七條染色體上面有好多其他基因與其他疾病有關，這樣幫助了其他疾病研究，包括手指發育及心的發育。」

諾貝爾奬的緣份

一直以為，把徐立之拉到諾貝爾奬項的視野，才是看他的最高點。這次訪問，他說出了科研與奬項跟人生的關係，堅持，最重要是為了完成，而不是為了榮譽或奬項，因為，每一件事情，盡力而為以後，永遠都可以有更好的改進。

「諾貝爾獎（頒給我），我聽過不止一次，有一年特別多人講，連秘書都好緊張，有記者要做訪問，都要平常心處之， 因為，我做科學研究，不是為了一個奬。」有次，他上機前，到櫃位看有沒有機會提早一航班，他的同事對航空公司職員說：「哎呀，他被提名諾貝爾獎呀。」同事希望以此打尖拿一張broadingpass上早一班機。徐立之立刻打斷說：「你收聲啦。」

他說，諾貝爾獎提名不會好像中國科學院提名院士，公佈於世。

「點解會有人寫你91年被提名。」記者問。

「是你的行家突然之間發覺有人提名。」

「你自己都無法證實？」

「不是。你可以說， 今年都有人提名我，但我怎會知道誰人提名我。」

「剛（2019年）公佈一屆，有人提名你？」

「這是無可奉告。」他認為，提名好多時有政治原因，不只科學原因，有時是政治決定。

「但聽到被提名諾貝爾獎的感覺...？」記者問。

「 唔好高興。」他說，加拿大曾經有位科學家，兩次被提名，兩次都有國家支持，但結果都落選。 終於，科學家忍受不了，因為他答應帶太太去斯德哥爾摩領奬。最終，他沒有拿奬，精神崩潰， 自殺一次不成功， 過多幾年，第二次自殺成功，都因為對自己期望過大。

徐立之看透耿耿於懷一個奬項之無用。大家都知道他的貢獻，能不能拿奬，卻是有科學以外的因素影響。而且，他以往的研究對醫治囊狀纖維症有貢獻，但從未能找到醫治此病的藥。後來其他人繼續研究，找到一些小分子治療方法，現在有些病人是完全醫好了。

分享知識 開啓小分子治療方法

堅持，不是盲目繼續，那包含對自己及對研究特質的認識及了解。他知道自己只是對遺傳基因有認識，但研究醫藥或是找出藥物治療，找出小分子，完全不是他所長。最終因為分享知識，讓其他人在這方面可以繼續研究。

徐立之又以書面解釋小分子治療囊狀纖維症的方法：「囊狀纖維症的基本缺憾，是一個在外分泌器官表皮細胞表面氯離子通道的調控問題，遺傳基因是不能簡單改變的，所以不容易醫治。不過如今已有令人興奮的突破，因為經過近三十年的研究，科學家終於找到一些人造的化學品，直接影響氯離子通道，病人服用這些小分子後，很快變得沒有病徵，這真是非常好的事情。雖然不是我做的工作，但病人得到醫治，那是我做這項研究的目的，我感到非常高興。如果我堅持自己要轉行研究化學合成，可能現在我仍在掙扎中，對這世界沒有貢獻。」他說，現在科學家還在不斷改良這些分子的結構，希望製造出更有效的藥物。

「我認為科學家， 一定要知道何時不應再做下去。」他說。堅持、不堅持，原來有timing的，這就是知所進退。

「要放手。不單單堅持，除非要有好方法？」記者問。

「要放手, 堅持不是盲目去堅持，除非知道有好大機會，知道源頭，才繼續堅持。但很多科學家堅持很長時間了， 鬱鬱不得志。堅持沒錯，只是技術可能達不到找答案的要求，或因客觀或外來因素，不是因為這個科學家不出色。」

徐立之說好多科學家比自己出色，但他的本領在於很會偷師。若只是有信念，不懂找方法解答，最終也不會得到結果。凡事抱客觀心態，不但是態度，也是智慧。

「要知道有何限制, 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對嗎？」

「最弊當局者迷，不知道為甚麼有些做法行不通，或不知道自己給自己的實驗誤導

科學家兜口兜面話你白痴

所以，科學家求的是答案，而不是面子。要客觀， 就要聽人說真話與批評。「我們傾偈，就是兜口兜面指住你話：呢個蠢方法，白痴、膚淺。」但批評別人之後，要解釋，心裏不能發怒，更不能無理取鬧。說話要合符邏輯，聽到一個靈感，看到不對的地方，大家立刻指出，互相學習。這是徐立之以往帶領研究團隊的作風。

當他來香港當香港大學校長以後，發覺以視像會議開會，已經不能令研究人員講出心裏面要講的，只會阻礙研究發展，視像會議不開了，再不久，實驗跟他越來越遠，交託給徒弟及助理的，有比他做得更好的，也有些做不下去。研究，沒有成功方程式，那是生命跟生命的知識交流，為了向前看，徐立之承認當年放棄研究，是不能避免的。

有沒有見過一生都找不到答案的科學家？徐立之沒有正面回應。沒有成功，不等於不是好的科學家。他們設定的問題非常之好，卻沒有找到最好的方法去探究。有些結果不不夠客觀，甚至被誤導，朝相反方向走。如果能多一些交流討論，是能夠救回一些科學家。「我在大學做過，因為我不怕問問題，問錯了，你改正我，不是因為我是校長，別人不反對我，大家要平等。」

推動冠狀病毒研究

從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到現在作為港科院創院院長，四十多年了，他回來香港在大學做行政之時，不忘推動研究。香港的大學研究資助經費太少，無法發揮，他是知道的。但他認為香港科學的發展，在於學生心態，以及社會對科學的看法，這是他留在香港繼續的原因，也希望香港發展為亞洲科技中心。

「香港科研，一塊一塊，有些非常進步， 我們大學裏有好好的老師及教授。

例如中大盧煜明教授，他的技術非常出色。SenseTime(商湯科技）人工智能公司，亦都非常之出色，是處理世界級工作。再講前一排，港大做所謂非典， 或者冠狀病毒研究， 香港研究員，是世界級足球級員，但不給波，不給場，你怎知他們技術，這是可遇不求。」

徐立之曾跟中學生組織師友計劃，給小mantee 的勸勉，不是科學研究方法，而是精神。科學倫理道德，做人類實驗、疾病實驗，要注意科學家應有守則。 不可以作假，不可以講大話，不可以抄襲，不可以把別人的研究當作是自己的。

劉以鬯先生講過，年輕人寫作，不用培養，只要喜歡，自己會慢慢便找到出路。但科學不可以用一張紙一支筆去解決問題，除了數學家，或可以在腦中寫下方程式，出難題。徐立之的想法是，科學要有環境發展，如果有決心做科學研究，即使香港沒機會，大可以去別的地方，但要準備面對阻力。他以自己為例，在中大三級榮譽畢業，怎樣做研究生呢？

博士論文導師是何弢哥哥何潛

「我真係好夠運，在香港讀碩士後，把碩士論文，用郵簡寄了50封信到外地，申請修讀博士研究，最終只得三封信回覆。結果我去了美國匹茲堡，因為何潛教授從匹茲堡回來，他是何弢哥哥，回來中大講學，我好虛心學習，向他問問題，也把我的問題解釋給他知道，他是Pitsburg教授，從史丹福大學過來，正在找研究生。因為題目跟他相類，最終獲得他幫忙找到奬學金。」

「三流」的學生，變成一流的科學家。從小有研究的聰慧及特質，徐立之在博士研究開始，習慣跟別人交流，認識更多同路人，拓闊知識及胸𦡞。當年在美國，比他年長很多的教授Roger Hendrix，教曉徐立之的，是科學以外的生存本領。包括如何在美國生活，如何做義工，如何做人，他自覺一生受用。

他也不怕吃虧，當年完博士論文，Roger Hendrix請他幫手做DNA分子研究技術。「我第一個基因提取(cloning) ，是替他做。不過，我看到的不是基因，而是該基因製造的一個超大分子的蛋白構造。他那天早上對我說是看到六面對稱，其實是七面對稱才對，那是我告訴他的。」

事緣有一個星期天早上，Roger見到徐立之。

「Lapchee,come in, I show you something。」當時沒有其他人，在一張顯微鏡相裏，他看到DNA份子是六面對稱。喜歡設計，對形狀非常敏銳的徐立之，看到另一個結構。

「不是呢，Roger，是七面對稱才對。」對方愕然。

「怎會是七面對稱？」

看到六面還是七面，在科學之最初，是不重要的，重要，是敢於接受不同看法，常常不以自己看到的為必然。科學家的堅持，要有一萬種應對的可能性，彈性而柔軟的心，冷靜的頭腦，永遠在變化中尋找答案。

仍然夢想讀出一整條染色體排列次序

即使沒有做研究，徐立之依然對很多題目好奇，並且夢想找出答案。例如，現在科學上可以按照一個標準基因圖譜，把人一小段一小段DNA 序列比較分析，或許，有機會解決醫治部份疾病。他希望，有一天，可能是下一代，甚至是下幾代，能把人類一整條染色體由頭到尾的DNA排列，全部準確讀出。

科學家希望求知問「點解」的初心，背後目的，引發複雜問題，如在穹蒼走了一遍，回頭看，就明白，科學的堅持，最重要是純粹，無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