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專題｜紀錄世界級災難的攝影師 三種視角重新審視新聞攝影

有參與者問及在新聞事件當中，攝影師會否有些時刻，因各種原因而決定不拍攝某些畫面？蕭文超回憶，一年多前香港新冠肺炎第五波疫情肆虐，染疫死亡人數眾多（根據香港死亡登記處數字顯示，第五波新冠疫情總共有 9287 宗死亡個案），政府在一間位於沙田的殯儀館附近，設立了臨時的停屍間，並以木板圍封現場，阻止他人觀看和拍攝。當時有路經此地的司機向蕭說，現在時間尚早沒有東西可以拍攝，建議他晚一點才回來。但他不明所以，繼續走到殯儀館的樓梯上視察情況。

蕭文超等待直至晚上，看見很多貨車駛入臨時停屍間，每輛貨車內屍袋疊屍袋，大約有三十至四十條屍體。有些屍袋更被打開了，看見死者全身赤裸躺在車上。他拍攝工人搬運遺體的過程中，突然看見一人手抱小孩遺體放入冷凍櫃內，在思考良久後決定放棄拍攝這幕，因為他認為已拍攝了很多遺體的照片，這張照片對表達該件新聞事件沒有特別大的幫助，並不需要這些太煽情的畫面，而且覺得有些畫面只需要留在自己的記憶中，故此不願拍下這個小孩遺體的影像。

余偉建表示，自己在大多數的新聞現場都冷靜拍攝，但在拍攝2008年的四川地震時，亦有與蕭文超類似的難忘經歷。當時余初為人父，對小孩子特別有感情，看見一些因為災難而痛失兒女的父母從停屍間哭著走出來，亦令他第一次拍攝時感觸落淚。

另外，講座討論到傳媒如何選擇報道中的新聞相片？黃勤帶表示，過去報章為了吸引讀者購買，多數著重考慮新聞相片的動感，期望相片能夠讀者帶來一種「impact」，不常選擇具思考性或靜態的相片。

余偉建指，很多時候拍攝地區衝突的得獎照片，都是一些受害者傷心的表情，多數人認為這些照片比較具新聞性。但是他認為，靜態的照片亦有其重要意義，例如在2014年世界新聞攝影大賽中，由National Geographic攝影師John Stanmeyer拍攝，於「Contemporary Issues」組別得獎的照片「Signal」，該影像是關於一些正在前往歐洲或中東地區的非洲難民，在月光下舉起手機試圖接收索馬里的電話訊號跟親人聯絡，余認為這張照片象徵人類的文明。

至於如何拍攝大型災難現場，在講座中余偉建分享了自己拍攝的四輯照片，包括2004年南亞海嘯、2010年巴基斯坦水災、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2013年菲律賓風災。他表示這四輯照片屬於「aftermath」，即是在第一波災難高潮過後的畫面，一般是災難發生一星期後的情況，相片形式比較接近紀實攝影而非硬性新聞。

余偉建指出2004年南亞海嘯，當時幾個地方同時發生海嘯導致屍橫遍野，但他不用直述線性的拍攝手法，而是以象徵性的攝影方式講述事件，他希望自己不單紀錄事實，更可以拍攝到事件背後更深層次的精神狀態。以2004年南亞海嘯的照片為例，除了直接拍攝遇難者屍體外，余亦拍攝了海嘯衝擊服裝店後，店內斷手在地的破爛假人模特兒，希望「以假人來描述真實事件」。

蕭文超則指拍攝剛發生的大型災難，以及災難高潮過後的新聞現場，各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他表示，越發達的國家，對於記者採訪剛發生災難的新聞現場，就有越多採訪限制，記者越早到達現場，越能夠在限制較少的情況下拍攝。他以台灣為例，指出地震發生後三至四個小時，政府已經會封鎖災區，而且會不斷擴大封鎖區，越早到達的記者，越有機會拍攝到最前線、最震撼的畫面。

不過，蕭文超表示，即使是災難高潮後才到達現場亦有好處，例如有多一些時間思考自己究竟想拍攝甚麼？他曾有一個攝影項目是，每一小時為同一個難民拍攝一張照片，顯示他重複踢足球、食飯、洗澡、看錶、參與宗教儀式等消磨時間的苦悶日常生活。他認為，在拍攝災難高潮時，難以有多餘空間思考新聞事件。

蕭文超表示自己較多抽離地拍攝災難，通常完成工作回到酒店休息時才會回想事件，例如剛才自己所站的拍攝位置，可能因泥石流埋葬了很多遇難者。他認為，即使攝影師紀錄苦難和傷痛過程中，運用了良好或具詩意的敘事形式來拍攝和表達，但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紀錄本身，例如人們數十年後重看越戰、二戰的照片，並非因為照片背後的感情，而是單單把事件紀錄下來，已經有很強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