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展 2024｜遺址裏凝望星光 區家麟最後的信仰

2005 年，一位香港記者北上四川採訪，訪問受水壩工程影響被迫遷的村民，突然來了幾個官員。村民保護記者，一邊包圍官員，一邊護送記者上車。汽車開動時，村民在車窗前喊着：「把我們的消息傳出去。」那一幕像不能刪除的記憶體，深深嵌入這位記者的腦袋，讓他明白記者的責任。

所以多年之後，他像宣教士一樣嘮叨不休，向人傳播新聞倫理，在白日下叫人揭示陰暗，在黑夜裏導人探視星光，即使他已經因為自己的文字和言論被捕。自由可以失去，信仰不能奪取。就算時代不同了，最後只剩下信仰，他仍是樂於講道：「就當是遺址去觀賞吧，你可以知道理想和現實的差距，你可以保住一份記憶。」他是區家麟。

攝：H.H.

回想 35 年前，第一次踏入新聞室，區家麟就遇上影響一生的大新聞。「記得做實習記者的第一天，是 89 年 6 月 3 日。」翌日，就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六四令我覺得，原來記者真的是有很重要的角色。」

他接受《Yahoo 新聞》訪問時憶述，六四事件後接著的兩三年，很多人開始轉軚，對有關六四的看法開始轉變，「而轉變的理據，我當時到現在都覺得匪夷所思。八九民運的整個過程，全香港幾百萬人都在電視機見證過，很清楚的，竟然是有人可以扭曲是非。當時我就覺得，過去所學到新聞的理念顯得更加重要，雖然是老生常談，但原來是真是要經常銘記、放在心裏」。

「可能有很多人做不了，但是心裏面還是記掛著」

“We have experienced more history than any of our forefathers did. Even today we stand at another watershed, at an end and a new beginning. …But if we can salvage only a splinter of truth from the structure of its ruin, and pass it on the next generation by bearing witness to it, we will not have lived in vain.” 《人類群星閃耀時》作者 Stefan Zweig 在《昨日的世界》自序中這樣說。大意就是，我們比祖輩經歷得更多，即使今日我們站在另一分水嶺，站在一個時代的終結與一個時代的開端，即使我們只能在頽垣中挽回一塊真象的碎片，把它傳給下一代，作為歷史的見證，那我們就不枉此生了。

區家麟念念不忘日夜執著的碎片，除了歷史見證，還有他新書《最後的信仰 - 新聞倫理十二講》收錄的傳媒人守則。「十二講」的內容，過去零零碎碎在他的 Facebook post 發表過，後來他覺得可以匯集成有系統的分析，所以就寫了這本書。

「有很多人問我，你還講這些新聞道德、新聞的原則，有什麼用呢？我想首先就是，有很多人會覺得現在實踐不了，這些原則就沒有意思了。但是在我心裏面就覺得，我們幾十年來都是這樣做的，幾十年來都是拿著這個宗旨去做的。即使你當遺址去看，也是有意思的。因為你可以鑑古知今，你可以知道理想和現實的差距，你可以保住一份記憶，這份記憶是重要的，因為你到有機會重新建立的時候，就需要這些記憶。 況且這個不僅僅是記憶，是真的有很多人還在做的。可能有很多人做不了，但是心裏面還是記掛著的，所以我會覺得是重要的，是有需要講的。」

「有人覺得反映問題的人才是問題所在」

《最後的信仰》列舉了大量真實案例，講解新聞倫理與今天傳媒現實的距離。區家麟在訪問中再以七月初中環海濱活動「充氣奇蹟」的公關風波為例，說明社會上對傳媒角色的一種曲解：「其實傳媒只是反映現實，而現實往往是有人覺得不高興，這些人就將反映現實的傳媒視為他的敵人。傳媒只是說事實，反映 ABCDE 這些問題，而就被人認為是傳媒的問題，繼而譴責傳媒，卻不去想想為何有 ABCDE 的存在，而這種現象好像已變成香港的風俗。很多人都是用這種態度去看待傳媒，這樣不太健康，因為那些 ABCDE 的東西一直都存在，你不說出來，它會腐爛、 會潰敗。有人說出來，希望你正視、改變，這是一個健全的社會必須的過程，但很不幸，有人覺得反映問題的人才是問題所在。 」

記者作為反映問題的人又有多重要？

2005 年，區家麟前赴四川採訪，當時一項配合西部大開發的大規模水壩工程上馬，他跟內地的一些環保團體一起去，很多內地的記者也有隨行，包括中央電視台。「最記得有一幕，就是去了漩口鎮，那天是搬遷的最後一天，因為開始蓄水，整條村會被淹沒，但當天有很多村民還沒走。我去到訪問村民，他們每個人都有冤無路訴，周圍的村民聽到有香港記者，全部走過來向我申訴。」

，「訪問了三個小時之後，全身都是錄影帶，忽然有一批官員來到，指著我問：你是哪裡的？我呆了在那裡， 然後幾個村民圍著那些官員，另一群女村民就帶著我馬上走，我們穿過村屋的廚房、儲物室，走到後巷。我很記得那一幕，就是我們飛撲進了租用的那輛車，馬上開車逃亡，開車的時候，那幾位女士在車窗外叮囑着說：把我們的消息傳出去。」

「那一刻我是很感動的，也很體會到原來做記者真的是那麼重要。中國政治學者劉瑜寫過一句說話：比悲慘更悲慘的事是什麼？就是那些悲慘的事沒有人知道。我那時候真的有這種感覺，原來做記者就是有一個那麼重要的角色。」

「不自我審查你連自我審查的機會都沒有」

區家麟前後在無綫工作了十九年，曾任職《新聞透視》監製。就在將近取得 TVB 「老人牌」之際，他覺得學到的東西已經差不多了，「升任監製以後，接觸社會的機會反而少了，我希望找一些新的方向，決定離開」。其後在中大修讀新聞與傳播學院哲學博士，又榮獲史丹福大學奈特新聞學人身分往美國深造。

往後，他曾在香港電台擔任時事節目主持、為報章和網媒寫文章。七年前（2017 年），區家麟把他的博士論文結集成書，寫下《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 - 香港新聞審查日常》。當時他在結語中指出，儘管主流媒體衰落，但公民社會興起，網絡力量加持，皆能主動發布消息，監察政府，「世界在變，一雞死一雞鳴，不要太快絕望」。

到了今日，他在《最後的信仰》的〈現實〉篇這樣寫道：「不願妥協的話你會連妥協的機會都失去，不自我審查你連自我審查的機會都沒有；你要維護專業的尊嚴，先要拋棄自己的尊嚴；若你用盡自己的自由，你的自由亦將走到盡頭。」

2021 年 11 月，《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在公共圖書館中消失。2022 年 4 月，區家麟被國安處以涉嫌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拘捕，獲准保釋，但護照被扣留，須定期向警署報到。兩年多以來，沒有被檢控，也未獲發還護照。

曾經沒有一年不去旅行的他，自 2020 年爆發肺炎至今，一直被困在香港。但他慶幸以前去旅行去得夠多。「都差不多了，再沒有很渴望去的地方。你問我現在做什麼，我便說我在香港旅行。有些地方去過一兩次，就去多三四次。」

「在香港旅行不是我的選擇」

儘管他不時在 facebook 貼圖分享遊山玩水的時光，看來很享受，但他說，其實不能夠用一種欣賞大自然、真正探索香港的心情去享受這件事，「因為這不是我的選擇，護照失蹤了，你能夠做的事就是，能夠去的地方，你盡量看多一點；你不能去外面旅行，就在香港旅行，都不是我的選擇，所以我不能夠說自己很享受」。

但他認為，選擇留在這裡，就要有所覺悟。「就像一位戰友說過，其實我們以前的自由是一種很不尋常的狀態之下才有的自由，現在才是復常。我不只說在中國歷史上，在世界歷史上大部分的地方，記者都要面對這些問題；當你批評權貴或者指出一些不方便的現實，你就會被指摘是共謀的一部分。所以現在香港的狀況才是復常，你樂觀一點想，不要將自己變成一個受害者，你要想像這是一個常態，當你這樣想的時候，就會覺得 OK 了。」

「希望大家可以分辨哪些是在暗夜中的星光」

「但是有一件事令我很詫異，我覺得這兩年的朋友多了很多，我這個年紀還有很多新朋友。我是一個 I 人，很內向。偏偏在這幾年裏增加了很多可信任的朋友，很多人關心我，我覺得很溫暖。有些人形容我是一個被看見的人，那麼多人被抓，那麼多記者慘過我，但我幸運地有少少人認識，令我得到的關心大於我所承受的壓力。」

自從被捕保釋之後，朋友都擔心不知道哪日清晨又有人上門找他，於是他養成一個習慣，就是每早在 facebook 發個帖報平安，然後朋友都留言跟他說「早晨」。他解釋：「自從被拘捕之後，有很多人擔心我今早還在不在？從那時開始就有不少朋友，相熟的和不相熟的都會跟我說一聲早晨，看我還在不在，慢慢養成一個習慣。因為人們怕你失蹤，的確有些朋友曾經因為我遲了在 facebook 發帖，問我今天怎樣。」

區家麟期盼的是，大家關注的不止於今天的他怎樣，而是今時今日仍堅守寸土的記者怎樣。所以他在新書的書背叫人「學懂欣賞暗夜星光」他說：「當下還有很多記者在努力中，還有很多傳媒在努力中。所以我始終希望大家可以懂得分辨哪些是在暗夜中的星光。」

【區家麟小檔案】

• 職業：寫字的人

• 學歷：美國史丹福大學奈特新聞學人（Knight Fellow）

• 曾任職傳媒機構：無綫電視新聞部高級監製、香港電台新聞節目主持、《立場新聞》博客

• 曾獲獎項：皮博迪大獎、中大新聞獎大獎、人權新聞獎大獎

• 著作：《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潮池》、《他他巴》、《亂流》、《我的奇幻國情教育》、《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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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看到《最後的信仰》書面的 X = 圖案，你會想起甚麼？書本平面設計師是曾在《立場新聞》任職美術部主管的劉仁顯。他解釋，封面圖案是羅馬數字 XII （12） ，而打直看就是 X 和 = ，暗喻着「有咩唔做得」、「有咩你做咗其實等於乜」。

每個章節之間，又有全頁圖案分隔。劉仁顯說，書中大部分章節給他的感覺，是在拆解與摸索新聞、媒體的界線和定位。所以他嘗試分拆一張張紙然後拼合，交代出那種摸索的感覺。而選用黑、白、紅三色，是想帶出「好似喺個災難現場度拼砌，亦覺得用呢兩三隻顏色比較交代到嗰種傷痛殘骸碎片嘅感覺」。

他補充，《最後的信仰》一書所講述的都已經成為過去的印象，大家都有自己曾經面對過的經歷，「令我更覺得唔想咁具象地表達，想抽象些少等大家邊讀邊思考呢啲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