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玲案》之後：新聞自由在香港法律下何去何從

（黃啟暘，香港法律研究者）

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2020年在製作 《7.21 誰主真相》專題報道期間，曾向運輸署署長申請取得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以調查閉路電視片段中出現的車輛與施襲白衣人的關係。惟因運輸署有關電子表格的預設選項中，並無貼近「新聞報導用途」描述的專門選項，她不得已只能選擇聲稱是為「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作出申請。蔡玉玲後來被警方高調上門拘捕，控以兩項「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虛假的陳述」罪，經審訊後罪成。

蔡玉玲不服定罪，一直堅持上訴，最終於6月初獲終審法院一致裁定上訴得直（註1）。坊間有「法治終究獲得彰顯」的稱快，亦有「遲來的正義是否仍算正義？」的質疑，畢竟蔡玉玲已遭本案纏繞兩年多，期間一直蒙受（套用法律的術語）「實質及嚴重的不公」。但正如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2019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強調，判決的結果本身固然重要，但「如要對法庭判決作出有意義和有理可據的評論，便應當首先了解法庭的判決理由」。是次案件的判案書由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霍兆剛頒佈，其理據可綜述如下：

1. 儘管《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並無明文規定，但考慮到交通法例的整體運作，以及車主車輛登記等資料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運輸署署長並非必須無差別允許查冊，而是有權要求有意查冊的人作出申請，並提供包括申請用途等資料，以協助其行使酌情權決定是否接納有關申請。

2. 在這前提下，現行申請表格上列出的申請用途包括「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這是一個廣泛的概括類別，無論字義上還是鑒於保障新聞自由的憲法精神，都應解釋作針對廣義上有關使用車輛犯罪的真誠新聞調查。

3. 無論如何，記者為了新聞工作用途查冊，在申請表格上選擇「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向來是廣為接受的做法，從沒有被指虛假，蔡玉玲真誠如此陳述並無不妥，實屬正常。指控她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並非唯一及不可抗拒的推論。

判決雖然聚焦於道路交通法例條文的正確詮釋，但由於其運用的法律邏輯本身具一定普及性，完全足以延伸至交通以外的範圍，所以對記者工作以至新聞自由在整個香港法律制度中的運作，可以有相當深遠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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