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中國、菲律賓、印尼、大馬:沿南海而生的普通漁民,掙扎在爭端前線

·45 分鐘文章

【編者按】南海上的爭端,常用一張地圖展現,各種顏色的線條,便是周邊國家對領海的主張。地圖代表著主權,而生活在此、靠海而生的普通人或者要為「維護主權」出力、或者就是「侵犯主權」的敵人。在越南,若漁民在海上與來自中國的警衛隊產生衝突,便會得到稱讚;在中國海南,很多漁民作為「海上民兵」,有著「守護南海」的名聲。在這些爭議聲中,他們的生活日常和艱難之處,鮮少被看到;他們渴望的飽暖和安寧,卻似乎越來越難。

這篇報導講述了來自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中國的漁民眼裏的這片海⋯⋯魚在哪裏?海的邊界在哪裏?在海上相遇時,會劍拔弩張、視而不見,還是可以像以前那樣聊聊天、甚至換一換漁獲?地圖上的線條幻化成隱形又不可逾越的邊界,在我們和他們、合法和非法、守衛和入侵之間,這片總被稱作全球最富饒的海域,還能許諾多久的未來?

本文由菲律賓媒體Rappler,馬來西亞媒體R.AGE,印尼媒體Tempo,越南獨立撰稿人和端傳媒撰稿人合作完成。藉此再次恭喜Rappler的CEO和聯合創始人Maria Angelita Ressa獲得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

「Oceans Inc.」是端傳媒近期參與的一項跨境合作調查報導,關注海洋上的非法、不報告和無管制的捕撈活動(IUU)。該系列報導由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ERC)與來自十數個不同國家媒體的編輯、記者通力合作完成。端將陸續發表來自「Oceans Inc.」的深度報導,本文是第二篇。歡迎閱讀第一篇:《【長篇調查】死在中國遠洋漁船上的印尼漁工》

越南中部廣義省(Quang Ngai)的Sa Ky海港,是當地船隻前往南中國海的必經之路。
越南中部廣義省(Quang Ngai)的Sa Ky海港,是當地船隻前往南中國海的必經之路。

越南:越南被其他國家稱為「偷魚者」,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

被釋放後,他說會再找一個新船東,「沒有別的辦法。我們沒有土地,沒有財產,只有在(每次)被捕後累積的債務。」

Vo Kieu Bao Uyen,越南獨立記者

越南的一位船長杜伊(Duy)深吸了一口煙,沉默了,他的腿勾在椅子上,坐在他樸素的單層房子中間。這個40歲的男人,又高又瘦,有著被海洋上的陽光曬得黝黑的皮膚,他把目光從大門轉向馬路的另一邊,那是 Sa Ky,越南中部廣義(Quang Ngai)繁忙的海港。

由於害怕報復要求匿名的杜伊,講述了他在馬來西亞監獄的待遇,「我的手腕被綁起來,被迫高高舉起,臉貼在牆上。我感覺自己快要被處死了。然後,警察用一根藤條在我的臀部抽了一鞭,痛到讓人昏倒。」他對記者說。

在非法、未報告和無管制 (IUU)捕魚特別猖獗的南中國海海域,與ERC合作的記者多次被鄰國的漁民告知,越南漁民是主要的非法捕魚者。然而,杜伊的故事描繪了更為複雜的一面,它突出了受大公司和地緣政治利益驅動的IUU捕魚對人類和環境的影響。

2019年9月,杜伊和他的12名船員在沙巴(Sabah,馬來西亞婆羅洲島上的一個州)捕魚時被馬來西亞海岸警衛隊逮捕。杜伊説:「我花大把錢買了一張我認為是真實的捕魚許可證,最後我才知道那個許可證是假的。」

法官宣布對船長處以兩個月的監禁、7000萬越南盾(3,000美元)的罰款和鞭刑,船員的罰款較低一些,為2000 萬越南盾(870 美元)。

在杜伊的家鄉,捕魚是這個沿海村莊的傳統、世代相傳的生計,使其成為越南第二大深海捕魚漁村。來自這裏的漁民,被馬來西亞海岸警衛隊抓獲的情況並不少見。在越南,若與來自中國的警衛隊產生衝突,會被當地人讚賞,因為漁民們被鼓勵在兩國的有爭議的海域上捍衛越南的主權。但是,若被其他國家的警衛隊逮捕,仍是忌諱,被認為是違反了越南的海洋法。

越南船長杜伊用手機的地圖展示他曾經捕魚的海域。
越南船長杜伊用手機的地圖展示他曾經捕魚的海域。

可廣義的漁船還是經常進入馬來西亞、印尼或泰國的水域。有時,他們甚至冒險遠行至太平洋。這些船隻的侵入變得司空見慣,以至於越南被歐盟委員會簽發了一張「黃卡」,越南向歐盟出口的海產受到了限制。

兩年前,杜伊和他的妻子想盡辦法建了一艘價值40億越南盾(170,000美元)的木船。他們花光了最後一點積蓄,賣掉了房子,向杜伊的弟弟和其他親戚求助,從國家銀行貸款,甚至以高利率向當地富人借款。在別人的船上工作24年後,杜伊終於擁有了自己的船。

2019年9月,杜伊船長和他的12名船員從廣義的Sa Ky港口離開。他們乘坐著這艘畫著蔚藍彩繪的船,船上飄揚著越南國旗,直奔南中國海,他們希望這次遠行可以滿載優質鸚鵡魚、石斑魚和海參返回家鄉。

杜伊和船員花了7天時間才到達可潛水和撒網的地方。在近岸捕魚不再是杜伊這一代人的選擇,越南海岸附近的魚類資源大幅減少。由於越南和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日益加劇,他們也沒有像自己父親和祖父那樣,前往有爭議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

「中國海警經常追捕我們,如果他們抓到我們,就摧毀我們的船隻,逮捕船員,有時甚至試圖向我們開槍。」杜伊說,「東海(East Sea,越南對南中國海的稱呼)的中國漁船多得水洩不通。他們用拖網捕魚,帶走了南沙群島的所有魚群。」

南中國海佔地350萬平方公里,作為地球上最多樣化的海洋生態系統之一,擁有約3,365種海洋魚類。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漁船在這裏作業,佔全球漁獲量的12%。豐富的魚類為周邊國家和地區的370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然而,由於拖網漁船的廣泛使用,這裏的魚類資源正在枯竭。

2019年9月之行的第六天,杜伊的船抵達越南與馬來西亞領海交界的一處。船長下令拋錨。與之前的行程一樣,船員們開始工作——不是用漁網捕魚,而是用噴漆裝點船身。船艙的顏色很快被噴漆刷成了橙色,船體上的數字上也被馬來西亞字母和數字覆蓋住,啟航時懸掛的越南國旗,也被改為馬來西亞的國旗。改裝了船上,還有一張與船身相符的馬來西亞捕魚許可證,杜伊有信心能越過邊境,進入馬來西亞水域。

越南西南部堅江省Tac Cau港口的一個漁獲交易市場。
越南西南部堅江省Tac Cau港口的一個漁獲交易市場。

通過與一個當地船東的安排,杜伊與一群為馬來西亞水域提供捕魚許可證的人建立了聯繫。「兩名越南人和一名馬來西亞男子在西貢市中心的一家豪華酒店遇見了我。在第一次見面時,我給了他5000美元的押金,」杜伊回憶,「第二次,我又給了他5000美元,作為交換,他給了我複印版的捕魚許可證。但他保留了原件。」

「只有馬來西亞納閩港口官員批准許可證並且我的船被允許進入時,我才會給他剩餘的 7000 美元。在越南時,這艘船是我的,但一旦在馬來西亞,船就是他的 。」杜伊說。

每個月,無論他的船是否冒險出海,杜伊都必須再向這馬來西亞人支付1500美元。「如果我不付錢,他會在他的救助名單上劃掉我的名字,並向警方舉報我們。他有錢有勢——我確信廣義還有許多其他漁船都在這個系統中。」

對於杜伊來說,馬來西亞是誘人的:這裏的海洋資源依然豐富,水淺、水流溫和,在這裏捕魚,要比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更順暢、更安全。

每次捕魚通常持續2個月。中途,他的船會進入馬來西亞的納閩(Labuan)海港一次,以數百公斤的漁獲物來換取食用油和食物。其餘的漁獲物將被運回Sa Ky港,並出售給批發海鮮商店。一位經常購買杜伊漁獲的批發店老闆說:「從這裏出發,魚會被運送到任何地方。它們將在國內市場售賣,質量較高的將被選為出口到國際的產品。尤其是海參,將銷往中國市場。」

減去所有成本,每位船員獲得3000萬越南盾(1,300美元)的報酬,船東則獲得150-200億越南盾(6,000-8,000 美元),如果他們的網捕獲了一大群魚,還會得到更多報酬。「這樣一趟的利潤比近岸釣魚高十倍;比在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釣魚高三四倍,所以,每個人都想這樣做。對我來說,像那樣釣魚兩年,我可以還清所有的債務。」杜伊說。

但在9月的那次行程中,杜伊和他的船員被捕,一切都崩潰了。這是他使用馬來西亞「許可證」的第五次行程。「直到我被捕時,我才知道這是一張假許可證。雖然我以前在國外其他海域偷獵過,但這次絕對不是偷獵。 我被騙了。」杜伊對他沿海家鄉的神聖月光下發誓,這是村民們表明真相時的習俗。

杜伊不是個例。2021年3月,越南西南部堅江省(Kien Giang)的22名婦女寫了一封公開信,要求越南領導人幫助她們的丈夫、父親和兒子——他們在2020年5月被印度尼西亞的海岸警衛隊逮捕,一直被困在廖內群島省丹戎檳榔監獄裏。他們已經完成了刑期並繳納了罰款,卻因為持續的疫情而無法回家。

丁氏恆的丈夫阮玉輝在丹戎檳榔監獄服刑。
丁氏恆的丈夫阮玉輝在丹戎檳榔監獄服刑。

「我不得不抵押我們唯一的摩托車,媽媽抵押了她的房子來幫助我籌集1.3億越南盾(5,600 美元)來滿足救助條件。然而,我們一家人未能在越南團聚。」丁氏恒(Dinh Thi Hang)說,她多次嘗試向堅江當局尋求幫助,但一切都是徒勞。

在丹戎檳榔監獄,丁氏恒的丈夫阮玉輝(Nguyen Quoc Huy)和他的船員小心分配著最後一些方便面,「監獄的膳食份量不夠。家人不得不寄錢給我們買食物。」阮玉輝通過監獄的電話告訴ERC記者。

「審判期間,沒有人問我們任何事情。他們銷毀了顯示船隻位置的證據,我在巴淡島簽署了一份文件,一份用他們的語言寫的我看不懂的文件,但我知道上面寫著我在他們的水域。但如果我不簽字,我就會被毆打。」阮玉輝說。

據越南警衛隊,每年,都有上千位像阮玉輝這樣的漁民,在境外被捕。

阮玉輝承認,幾年前,當他「對一群魚過於著迷」時,他曾幾次將雙拖網漁船(越南西南部的典型捕魚方法)駕駛到馬來西亞或印度尼西亞水域。近年來,隨著越南當局收緊漁船管理措施,並增加罰款以解決歐盟對IUU捕魚的擔憂(導致該國被黃牌警告),漁民變得更小心,不再冒險。

「我們不敢離開越南的水域,但我們仍然在被捕。越南聲稱那片水域是越南的,但印尼當局也說是他們的。我們漁民該怎麼辦?」阮玉輝問。距離他第一次踏上漁船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但他從未想過出海會變得如此艱鉅。

2021年5月,在他們被捕的一年後,阮玉輝和他的船員終於獲准返回越南,阮玉輝現在正在等待重返大海的機會。他將找一個新的船主,「沒有別的辦法了。我們沒有土地,沒有財產,只有在(每次)被捕後累積的債務。」他說。與此同時,數百名其他越南漁民仍被拘留在印尼,無法找到足夠的錢來支付罰款或買票回家。

在距離阮玉輝的家鄉一千公里處,杜伊船長也再次返回海上,但這一次,他是在別人的船上,要漂在西沙群島北部的周圍。「我 14 歲就輟學了,半生都在大海裏。如果我不釣魚,我還能做什麼?」杜伊問。「我希望越南能與其他國家合作,這樣我就可以繼續在海上捕魚,而不會再次被捕。」

印尼納土納區,一位漁民與他的漁船。
印尼納土納區,一位漁民與他的漁船。

印尼:他們被派到陌生海域捕魚,以抵禦外來非法捕魚活動為目的

僅僅一個月後,所有船隻都返回了,每艘船平均損失3億印尼盾(20,700 美元),船東仍然需要向船員支付工資,「大家的任務是保衛國家,但25名漁民還是他們家庭的經濟支柱。」

Jamal A. Nashr, Yogi Eka Sahputra, Aseanty Pahlevi and Krisna Adhi Pradipta,印尼媒體《Tempo》

位於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運和捕魚航線之一的納土納區(Natuna Regency)是一個由272個島嶼組成的群島,儘管靠近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但實際上是印尼的一部分,並已成為印尼最大的非法捕魚熱點之一。

根據空間和海洋基礎設施發展(INDESO)一項研究,2016年,多達280艘外來船隻被發現在納土納以北的711捕魚區非法捕魚。IUU捕魚活動迫使該地區的漁民被到離岸更遠的地方尋找漁獲,也使他們離衝突更近。

納土納漁民聯盟主席 (KANN)亨德里(Hendri)說,漁民們上報每天有數十艘非法漁船出現在納土納。「就好像他們不再害怕在納土納捕魚了,」他說,「當夜幕降臨時,他們就像一場燈光璀璨的遊行。」又補充指外國船隻白天會拖曳拖網,晚上會聚集在一個地方。「我們經常在距離納土納外圍50英里的地方發現他們。」只有漁民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瘋傳時,地方當局才會巡邏和逮捕他們。

納土納漁民聯盟主席亨德里。
納土納漁民聯盟主席亨德里。

在這個過程中,32歲的納土納人恩當·菲爾道斯(Endang Firdaus)這樣的漁民成為了輸家。他從2010年以來一直在該地區捕魚,恩當以1.3億印尼盾(9,000 美元)的價格買了屬於自己的船,現在在離納土納海岸約160英里的地方捕魚,他說,他從50英里開始就遇到了外國的IUU船隻,它們通常來自越南。

納土納漁民對外來漁船的特點瞭如指掌。這些船通常比印尼漁船高,由鋼和鐵製成,使用不同形狀的木材。儘管經常遇見,但像恩當這樣的漁民,除了記錄遭遇並向印尼當局提交報告外,無能為力。每當他們在特定的釣魚點看到外國船隻時,他們就會離開那裏。「這是出於恐懼。我們的船比他們的小,他們有幾十人。」他補充說,外國船隻經常成群結隊地出航。

為了應對外國船隻IUU捕魚活動增加的情況,印尼政府在2020年初制定了一項計劃,以便在該地區行使主權——將一群來自印尼爪哇海的漁民重新安置到1000多公里外的納土納海北部。他們認為,如果海上到處都是印尼漁民,非法船隻就不會侵佔該地區。

因此,在2020年3月4日,30艘配備「cantrang」(一種拖網)的漁船離開了中爪哇省直葛市(Tegal)的一個漁港,連印尼海事安全局也出面護送他們前往納土納區。這是一次為期兩個月的旅程,但據全印尼漁民協會(HSNI)主席里斯萬托(Riswanto),僅僅一個月後,所有船隻都返回了直葛。

里斯萬托的一艘船也參與了旅程。「捕獲量從未涵蓋運營成本,我們都在虧本。」根據里斯萬托的計算,一艘前往納土納的漁船至少需要5億印尼盾(34,700美金)的燃料成本。僅前往納土納的旅程就需要一周的時間。納土納水域的特性對這些漁民來說是陌生的,他們難以航行。強大的洋流使他們難以撒網,而不準確的天氣預報也增加了他們的挑戰。里斯萬托意識到,該地區的魚類供應是季節性的。他回憶說,有時一整天只能釣到15公斤的魚。

里斯萬托說,非法漁民能夠在納土納地區作業,是因為他們通常配備了更好的技術——他們往往擁有更堅固的船隻參與轉運,同时還擁有先進的導航技術。他說,來自直葛的每艘漁船平均損失3億印尼盾(20,700 美元),他們仍然需要向船員支付工資,「大家的任務是保衛國家,但25名漁民還是他們家庭的經濟支柱。」

最重要的是,納土納區的漁民對這些印尼船隻的到來也很不滿。

2021年4月28日,印尼納土納區,漁民在港口休息。
2021年4月28日,印尼納土納區,漁民在港口休息。

納土納漁民聯盟尤其擔心「cantrang」,這種捕魚方法沿著海床拖曳大網,經常破壞對海洋生態系統至關重要的珊瑚礁。像恩當這樣的納土納漁民通常可以通過雷達看到珊瑚礁而避開,但使用「cantrang」的拖網漁船,經常會使海床受損,重要的珊瑚礁很快會消失。

印尼曾經禁止「cantrang」捕魚。該禁令由當時的海事和漁業部長 Susi Pudjiastuti提出,最終被她的繼任者 Edhy Prabowo 解除。2020年11月,新法規允許「cantrang」漁船在距海岸12英里的地方捕魚,而使用小船的納土納漁民則必須在距海岸線4英里內的地方捕魚。亨德里說,此舉將「消滅小漁民」。

還好,新規定保留得並不長久。2020年12月,Wahyu Trenggono擔任海事和漁業部長。2021年5月,他修訂了法規,禁止使用包括「cantrang」在內的多種破壞環境的捕魚方法。

然而,亨德里評估說,這項新規定仍然不利於納土納漁民,它無法為保護海洋生態系統提供支持,也無法保證傳統漁民的生計有可持續的發展。

至於來自直葛的船隻,他們再也沒有返回納土納,儘管印尼政府仍在尋找方法,鼓勵漁民去納土納海域捕魚。

2013年,習近平視察海南省潭門鎮,留下「造大船、闖深海、捕大魚」的口號。
2013年,習近平視察海南省潭門鎮,留下「造大船、闖深海、捕大魚」的口號。

中國:尋找成為「海上民兵」的他們

「禁海的時候,國家就有任務下來。國家幹部安排你,幾個人一條大船,慢慢開的也有,到西沙、南沙拋錨的也有。一次性發工資。」

Fuk Loi,端傳媒撰稿人

2021年1月23日,天氣晴朗,海上沒有風。「瓊瓊海漁05XXX」漁船從西沙群島返航,開了一天一夜,穿過狹長的出海口,停在海南省潭門鎮的碼頭邊。

大型漁船回港,是小鎮最熱鬧的時候。碼頭在潭門鎮的中心,背靠小鎮裏的主幹道,餐廳和商店大都聚集在這裏。七八輛皮卡汽車開到碼頭邊,後箱裝着兩大桶水和製氧機,船員從船艙的水箱中撈出活魚,接力拋入皮卡車的水桶中,在正午的陽光下濺起水花。遊客和本地人也圍過來,揹着手在岸邊張望,或者直接跳到漁船甲板上,湊近端詳這趟出海捕撈的收穫。

船長李奮(化名)今年55歲,穿着一件條紋Polo衫,站在甲板上指揮船員把冰箱裏冷凍的深海魚搬到岸上,再開着摩托車送走。他幾乎無法停下,四處走動,見縫插針地跟記者說話。他15歲就跟着父兄遠航到南沙群島捕撈謀生,如今每年要去三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島)10次,一去少則18天,多則一個月。

這座海南島東部小鎮,有著「守護南海」的名聲。南沙群島在中國建國的最初三十幾年,不允許漁民前往生產。直到1985年「潭門海上民兵連」成立,106名民兵(都是當地漁民)響應中國政府「開發南沙、漁業先行」的戰略,到南沙捕撈。海上民兵連也運送石塊、鋼筋、水泥,支援解放軍建設赤瓜、東門、南薰、華陽等島礁。

「開發南沙、漁業先行」並不是一項和海洋水產有關的經濟政策,而是中國維護南海主權的政治策略,在政府文件中常常和鄧小平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並列。海南省海洋與漁業科學院院長李向民曾經直白地表示,1985年潭門漁民被批准到南沙捕魚,是「『突出存在』的維權之路」。「突出存在」,指的是突出中國漁民在南沙海域的存在,也是中國官方早期制定的南海維權方針。

海上民兵最大的作用是「海上維權」。王書茂便是官方宣傳中的模範人物,他是潭門鎮海上民兵連副連長,潭門村黨支部紀檢委員(潭門村是潭門鎮管轄的次級行政單位,處在潭門碼頭附近)。2012年,王書茂和他的船隊在黃巖島(在菲律賓名為斯卡伯勒淺灘,Scarborough Shoal),擋住了菲律賓漁民進入中國領海。2014年,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在西沙中建島附近鑽井作業,越南政府派遣船艇進行驅趕,中國政府也出動漁船反擊。王書茂帶着10艘漁船參與這次衝突,中越雙方的漁船發生了多次互相撞擊。他在2018年被評為「改革先鋒」100人之一,和袁隆平、屠呦呦、馬雲並列。

在中文新聞報導裏,「潭門鎮」、「海上民兵」、「守護祖宗海」幾個詞語緊密相連。2013年4月,習近平上任國家主席後第26天,就到潭門鎮看望海上民兵,並留下「造大船、闖遠海、捕大魚」的指示——這句標語被樹立在潭門鎮最顯眼的路口。

但小鎮裏的漁民,對這套主流話語並不熟練,他們擅長的是算賬。

從潭門碼頭沿着海岸線往裏走,走到潭門大橋下方,水面上停着成片的鋼質漁船,大約有20多艘。和碼頭上的熱鬧不同,這些鋼鐵製成的船隻安靜靠在一起,船頭插着五星紅旗,船艙裏沒有人,也沒有燈火。在潭門鎮從事漁船維修的周彬告訴記者,這些鋼質漁船已經不再捕魚,主要從事「維權」(維護主權)行動,靠政府的專項補貼賺錢,出海時船上只剩下五六個人,去一趟南沙大約要半年,老闆一天可以賺四五千塊錢補貼,再發工資給船長和船員。他說:「一年大概有一百萬賺。」

周彬說,潭門鎮有四艘鋼質漁船屬於海上民兵連。

「民兵」在中國的法律定義是「不脱離生產的群眾武裝組織」,由基層政府或企業組織起來的平民武力,平時是民,戰時是兵。換言之,民兵並不是一個職業身份,只有在關鍵時刻才被動員起來。1998年長江水災、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時,民兵都和解放軍、武警一起參加搶救行動。按照官方說法,「潭門海上民兵」是從「漁業民兵分隊」的基礎上組建而來的,除了在南海上捕撈作業、維護主權,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台風天裏救援漁民。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NWC)中國海洋研究所戰略教授Andrew Erickson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人民武裝部、漁業執法指揮部、海事局,以及三亞海軍基地的現役部隊都參與了培訓海上民兵,從提供武器到為船隻配備適當的通信或導航電子產品。

1974年參加西沙群島海戰的漁民合影,現藏於海南省博物館。
1974年參加西沙群島海戰的漁民合影,現藏於海南省博物館。

在潭門鎮採訪到的漁民對「海上民兵」均沒有什麼認知,他們提起去南沙群島維權,更常用的說法是「專項」。李奮最後一次去南沙是2020年夏天,休漁期開始,他和20個船員開着漁船從潭門碼頭出發,花了三天四夜才到達,跟600多艘「專項船」一起在南沙群島拋錨。那裏除了海南的船,還有廣東、廣西的船。「每天主要就是在船上吃喝。」李奮的船員阿忠回憶。

「一天補貼1500元,補貼多少跟船的長度有關係,跟馬力無關。」李奮告訴記者,三個月補貼13.5萬元,他和船員在南沙拋錨期間也會捕一些魚,「否則虧死。」

沒有公開的政府文件寫明「南沙專項補貼」如何計算。根據《南方週末》報導,2011年,去過南沙或黃巖島的漁船一次性補貼3.5萬元,並在此基礎上,按照漁船的馬力進行82元/千瓦的計趟補貼,船長吳多喜當年通過南沙專項補貼拿到了5.6萬元。

2014年,三沙市政府也制定政策,給每年在西沙群島住島時間滿180天以上的漁民每天35-80元的現金補貼。這座名義上的城市於2012年建立,以南海島礁為所在地,陸地面積只有27平方公里的三沙市成立。

在海南省,去南沙對漁民來說並不稀奇,除了「專項」,另一個說法是參加「巡航」。在陵水縣近海捕魚的張志告訴記者,他在老家臨高縣的許多朋友,都會報名參加巡航:「禁海的時候,國家就有任務下來。國家幹部安排你,幾個人一條大船,慢慢開的也有,到西沙、南沙拋錨的也有。一次性發工資。」

陵水縣的漁船都不大,有的只有幾米長,許多船因為是「三無漁船」(無船號、無漁船證書、無船籍港),甚至無法拿到政府的燃油補貼。張志的船也不大,每天上午從陵水新村的碼頭出海,在近海撒網捕魚,中午就回港。儘管「維權」已經是南海的主旋律,但在海上,張志沒有感覺到太強的邊界感,他不時會遇到越南的漁船,對方會跟他要吃的,或者彼此換一些漁獲,都很正常。

在海南省南部的三亞市南海社區,鄭石喜也曾去過南沙,那一趟行動聲勢浩大。2012年7月12日,他作為副總指揮,帶領三亞南海社區的30艘漁船前往南沙永暑礁、渚碧礁、美濟礁。那支漁船編隊的名目是南沙捕撈隊,不過鄭石喜告訴記者,那是一次「維權行動」。

當年4月和5月,中國和菲律賓在黃巖島問題上發生了激烈衝突。先是4月10日,菲律賓軍艦在黃巖島海域截住了「瓊海03026」漁船,菲律賓官方當天發表聲明,稱「黃巖島為菲律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月6日,菲律賓海警表示,半月礁附近的海域逮捕了11名中國漁民。這11名漁民都來自潭門鎮。

和鄭石喜同為榆港社區漁民、亦是當地民兵的石磊也參加了2012年的「維權」行動。石磊說,那次從三亞去南沙美濟礁,走了四天四夜,一共待了18天,拿到了政府20萬元補貼。他說,三亞的漁船正常並不會到南沙捕魚,他自己在美濟礁附近用「燈光圍網」的方式,並沒有捕到魚。

漁船會隨着季節變化去不同的海域,石磊在2005年之後,每年8月到12月都會去北部灣捕魚。雖然現在已經不太出海了,但他形容,當時北部灣的中國漁船和越南漁船交錯並排,大家都不會有什麼「主權」的想法:「你捉你的魚,我捉我的魚,關係不錯。」他說,那時中國漁民的的工具比較先進,越南漁民會想上船跟他們學習。

張發結今年79歲,比石磊年長許多,他回憶,自己年輕時捕魚,在海上也常遇見菲律賓漁民,對方會拿海鮮跟他們換香煙。

如今,在潭門鎮乃至整個海南島,傳統漁業也在發生劇烈的轉變。在潭門鎮做過12年漁民的李遠說,如今南沙已經不是想去就能去了,一些公司投資鋼質漁船,拿到「南沙專項捕撈許可證」後,就僱傭船員,開着這些「專項」船到南沙群島拋錨。

「年輕人給這些公司打工,跟參軍差不多,去南沙一天給680元補助,但南沙現在也不經常去,平時就停在清瀾港,在船上守着,普通水手給3500元固定工資,二副6000元。」李遠說,如今,100多噸的木船只能去西沙捕魚,去南沙必須是200噸以上的鋼質漁船。

2019年,瓊海市政府發布《潭門漁民轉產轉業對策研究報告》,從生產效益、南海維權、推動海南自貿區建設等角度論證「潭門漁民轉產轉業」的必要性。這份報告寫明,必須「引導老舊漁船減船轉產」,並將現代水產養殖和休閒漁業作為潭門的轉型方向。

2021年1月,海南陵水縣,一名婦女在碼頭曬蝦。
2021年1月,海南陵水縣,一名婦女在碼頭曬蝦。

李奮也說,如今去南沙捕魚越來越難,申請「捕撈許可證」已經很難獲批。他的漁船長34米、寬14米,100噸位,在漁民眼裏已經是很大的船,但政府不再認可這種木質漁船,認為這些船老舊、設備落後,出遠海有「安全問題」。李奮不買賬:「以前30噸的木船都能去南沙,很安全。」

瓊海市政府2019年底發布的「潭門漁民轉產轉業對策研究報告」顯示,潭門有112艘大中型漁船常年赴三沙遠海作業,其中持有《南沙專項捕撈許可證》的漁船有81艘。14個月後,在潭門,李奮說,現在只剩下30多艘能去三沙捕撈的木質漁船,他指着碼頭上緊挨着的兩艘大船:「像這些已經賣給政府了。」老舊漁船回收後,會被拆解報廢。

李奮說,政府希望漁民把木質漁船賣掉,「減船轉產」,改行做餐飲、海釣之類的休閒漁業。如果還想繼續捕魚,只能造鋼質漁船,一艘500噸的漁船需要500萬元人民幣,除去政府給的100多萬補貼,仍是天文數字。

李奮是潭門鎮少數仍然出遠海捕魚的船長,他堅持用現在木船繼續作業。但政府自2019年開始,幾次給他壓力,請他配合「全面拆舊」。「以前都是這些100來噸的木船,可以跑南沙,跑到馬來西亞,現在就說木船不合規,不符合安全標準,要500噸以上的鐵船才能做。」他憤而罵道:「都是假的!」

李奮說,木船拿到的「專項補貼」比以前變少了許多,以前是按馬力計算補貼,現在則按照長度計算,讓他很吃虧。長期以來,中國的漁民如果脱離政府的各類補貼,很難僅靠生產來盈利。如今,政府調整補貼,變相地逼他們上岸。李奮認為,政府給的出路並不現實,無論是做餐飲,還是搞養殖,他都沒信心做得比捕魚更好。「在海邊,你不抓魚能做什麼?」他說。

即便是升級成鋼質漁船,漁民的處境也未必轉好。2020年3月,4名自稱來自海南省臨高縣的漁民在人民網的「領導留言板」留言,他們稱自己有南沙捕撈許可證,但在2018年還是受到政府的處罰,當年的大部分漁業補貼都被扣除。「因建造該南沙骨幹漁船,使我們負債累累,民間借貸天天追還錢。」他們求情道。

海南省臨高縣農業局兩個月後回覆了他們,稱他們在南沙專項捕撈許可證審批通過之前,就「違規擅自提前進入南沙海域生產作業」,並且他們在南沙的作業時間超過政府允許的100天,因此,「該4艘漁船赴南沙特定水域生產是違規的」。

在三亞榆港社區,鄭石喜和他的同村漁民,遭遇了和潭門同樣的打擊。2016年,海南政府將三亞港的漁船搬遷至西邊的崖州港,三亞港「升級」為遊艇碼頭,不再接受漁船停泊。

「我們原來有100多艘漁船停在這裏,現在要出海,得坐半小時公交車到崖州。颱風天要照看漁船也很不方便。」鄭石喜說,家門口的碼頭搬遷之後,許多人就上岸不幹了。石磊正是其中之一,他說:「三亞的港口以前很多老闆來收魚,大陸船、海南船都來這裏,很熱鬧,現在沒有了。政府要求我們轉產轉業,小孩沒辦法出海,就去旅遊公司打工,一個月賺3000塊錢,四五十歲的中年人,這些旅遊公司就不要了。」

「那時香港的漁船可以直接開到三亞港來賣貨,這邊很多賭場、酒店,很發達。」張發結描述了1970年代的三亞港,遠在「漁業先行」之前,這個港口已經發展出令人難以想像的國際化。

如今,這一切都沒有了。

菲律賓漁夫雨果(Larry Hugo)。
菲律賓漁夫雨果(Larry Hugo)。

菲律賓:在無休止的領土爭端和越來越少的漁獲中,漁民希望難尋

這些居民在支持菲律賓宣示「西菲律賓海」主權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Keith Anthony S. Fabro,菲律賓媒體《Rappler》

2008年,當雨果(Larry Hugo)第一次進入派格阿薩島(Pag-asa,位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西南932公里,在國際上被稱為Thitu,即南海中業島)周圍的蔚藍海域時,他驚呆了。不過只是往海裏行駛了幾百米,他的傳統懸臂漁船就已經裝滿了各種各樣的魚。足夠他們小島社區一整天的食糧了。他以每公斤80比索(1.60美元)的價格賣出了這些魚獲,主要賣給駐紮在那裏的軍人。

一年後,雨果成為了一名全職漁民。那時,這片未開發的海洋裏每天能給他帶來500-1000比索(10 到 21 美元)的收入,這比他之前作為建築工人的工資要高出三至四倍。在接下來的幾年裏,豐收持續。3月到5月是捕魚的季節,每當雨果和大約45名漁民一起回家時,他們卸下裝滿鯖魚、鱘魚、鯛魚、石斑魚、鸚鵡魚、河豚和刺尾鯛的籃子。

對於雨果和其他來自菲律賓巴拉望省(Palawan)不同地方的近200名其他移居者來說,島上的生活相當輕鬆。食物不是問題,而幾乎所有其他基本需求——從日常飲用水、電力、住房到每月的大米供應,都由政府提供。

這些居民在支持菲律賓宣示「西菲律賓海」(West Philippine Sea,2011年南海主權爭議升級後,菲律賓政府以此稱呼西海岸外的南海海域)主權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一直聲稱該地區是其九段線的一部分,但不僅菲律賓,還有越南、馬來西亞、文萊和印尼都認為其侵犯了這些國家的專屬經濟區(EEZ)。

雨果來自巴拉望島的內陸城市羅哈斯,他搬到派格阿薩島時才29歲。當時,他只帶了幾件衣服和一些漁具,就登上了一艘包租渡船,花了兩天時間才到達這個西菲律賓海的偏遠島嶼。那是 13年前的事了。

「我不認為像我這樣的傳統漁民會有什麼光明的未來。」現年43歲的雨果告訴《Rappler》的記者。隨著越來越多的漁民在沿海水域作業,以養活該省不斷增長的人口,已經令周邊魚類資源快速减少。派格阿薩島周圍的海域成了雨果的捕魚天堂。

不過,這座島不僅有巨大的漁產,還有重要的化石燃料儲量。對雨果這樣的普通漁民而言,一切都在2014年開始發生變化。當時,中國開始在渚碧礁(Subi Reef)的人工島上建造軍事設施。雨果是最早發現這些建築,並向駐紮在派格阿薩島的菲律賓軍方報告的漁民之一。

渚碧礁(Subi Reef)的人工島。
渚碧礁(Subi Reef)的人工島。

「載有骨料和其他建築材料的載貨船一一抵達。當他們最終蜂擁而至時,我們再也無法去那裏捕魚了。」雨果回憶道。被佔領的珊瑚礁位於派格阿薩島西南方向的26公里處,那裏曾經是他和其他漁民經常光顧的有豐富資源的漁場。

長期以來,專家們一直警告說,由於中國的非法填海造地和捕魚活動,西菲律賓海的海洋生態系統可能會崩潰——但是,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政府對這種破壞環境的活動,幾乎沒有採取任何阻止措施。2019 年,菲律賓大學海洋科學研究所估計,由於西菲律賓海中珊瑚礁生態系統的破壞,菲律賓每年至少損失331億比索(6.814億美元)。

菲律賓漁業局表示,這片海域每年的魚類產量為300,000公噸,佔該國魚類總產量的7%。這片海域需要最大程度的保護,因為它對菲律宾的糧食安全至關重要,補充了菲律賓其他主要漁場的沿海魚類資源。

2016年7月12日,在中國缺席的情況下,海牙國際仲裁庭公布菲律賓訴中國之仲裁案的仲裁結果,支持菲律賓在此案相關問題上的幾乎全部訴求。仲裁庭裁定,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中國對南海自然資源不享有基於「九段線」的歷史性權利。仲裁庭還認定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陸「給環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並要求中國政府停止在南海的「活動」。

2021年3月,該地區再次爆發緊張局勢,數百艘疑似中國民兵的漁船駛入這片海域後,這些船隻在那裏停泊了數週。專家稱,這是對這一地緣政治熱點的激進控制,將來自菲律賓的船隻驅逐出去的一種策略。菲律賓海洋科學家再次發出警告,稱中國民兵漁船的活動可能對180萬人造成沉重打擊,其中大部分是小型漁業部門,他們主要依靠西菲律賓海的海洋漁業來維持生計。政府數據顯示,這些居民屬於該國前三大最貧困領域之一。

雖然小規模漁民的整體貧困率從2006年的41.2%下降到2018年的26.2%,但派格阿薩島漁民表示,幾乎沒有感受到島上的經濟改善。他們的漁獲在2015年開始下降,他們懷疑這是中國在渚碧礁活動帶來的影響。越南漁船的爆炸和氰化物捕撈活動,也可能加劇了其沿海水域健康狀況的惡化。

現在,漁民必須離岸更遠,在海上停留更長時間,拼命追逐消失在深海中的魚,搖搖晃晃的傳統漁船在這片不適合他們的區域航行。這意味著,他們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更少,燃料上的花費更多,漁民的收入變得更低,幾乎不足以維持他們的生活需求。

「以前,兩小時的行程就可以捕獲三個籃子以上的漁獲,每個籃子各有50公斤的魚。現在,在海上呆一整天都比不上以前的收成。」作為兩個正上小學的女兒的父親,雨果說,他最大的擔憂是未能存夠錢讓她們繼續學業,他和他32歲的妻子吉拉一樣,都沒有大學畢業,「我的夢想是供我的兩個女兒完成學業,這樣她們就不會變得和我們一樣。我不希望他們經歷我們曾經經歷過的苦難。」

為了賺取額外收入,雨果現在早上4點便起床去捕魚,在他與《Rappler》記者交談的那天,他說他「很幸運」,這天能帶7公斤的魚回家。由於島上沒有冷藏庫,他的妻子杰拉就把未售出的漁獲清洗晾乾,以方便保存。在駐紮在派格阿薩島士兵回到內陸之前,她將魚乾出售給士兵。

菲律賓海洋保護組織(Oceana Philippines)的數據顯示,西菲律賓海一直受到大規模非法、未報告和無管制的捕撈威脅。該組織表示,2018年西菲律賓海中的非法商業漁船數量為102,737艘,並在2019年增加到109,885艘。當2020年疫情來襲時,非法漁船的數量急劇下降至70,465艘,仍是很高的數量。

「如果我們的政府對此不採取任何措施,很快這裏就什麼都沒有了,」雨果說,「這很可能發生,因為外國人和他們的船隻正在捕獲成噸的魚。」

僅在2021年1月至4月,菲律賓海洋保護組織就使用VIIRS(一種衛星感應器,可以感應到那些在夜間利用燈光吸引魚類的漁船)在西菲律賓海中檢測到25,451艘商業漁船。

西菲律賓海的派格阿薩島鳥瞰圖。
西菲律賓海的派格阿薩島鳥瞰圖。

對於派格阿薩島的漁民來說,這使得西菲律賓海變成了一個危險的地方。

最近,中國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中國海岸警衛隊強行驅逐進入這片海域的外國船隻,這加劇了他們對受到中國海警的恐懼。

2021年1月25日,雨果試圖前往2號礁(Cay 2),那是一個從充滿海洋生物的珊瑚礁中冒出的白色沙洲。途中,他說,他被潛伏在不遠處的四艘的中國海岸警衛隊船隻擋住了。「我在海上有很多敵人。看,就在我面前的是中國船隻。」他在返回安全地帶後拍攝的一段影片中說道。

這一事件成為頭條新聞,但雨果的說法遭到菲律賓軍方和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的否認,前者聲稱該事件「不太可能」,中國駐馬尼拉大使館則認為這是「捏造的」新聞。然而,進步派立法者和漁民團體支持雨果的說法,並指責菲律賓軍方與中國勾結,否認了漁民在西菲律賓海被騷擾一事。

中國船隻不僅被指控從事非法捕魚活動,還被指控撞沉其他國家的船隻。「這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但他們很容易便說『這是無意的』,所以我們的反應是一旦看到他們接近,就離開那個區域。」雨果說。

其他派格阿薩島漁民與雨果有著相同的經歷。漁民們表示,他們曾多次要求當局採取更多措施防止入侵。他們的呼籲並沒有帶來任何改變,最近菲律賓政府終於提出了外交抗議,要求中國撤出在派格阿薩島周邊的資產。儘管受到公眾的批評,總統杜特爾特則一再堅稱,主張菲律賓主權可能會挑起與他的「好朋友」中國的戰爭——這是菲律賓較弱的軍事能力(這是總統的說法)無法承受的。

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派格阿薩島的漁民所能做的就是默默表達憤怒。唯一能讓他們安心的是,島嶼當局承諾,他們會密切關注出海的漁民。「歸根結底,我們無法扭轉局勢,因為我們沒有力量為自己的權利而戰。」雨果強調說。

儘管生活在那裏有風險,漁民的樂觀情緒並沒有消退。畢竟,正是在「派格阿薩」(菲律賓語中的「希望」一詞)這座島上,讓他們能在不確定的海洋中保持漂浮。

「我並沒有疲於相信,這裏還有希望。」雨果說。

羅西拉瓦蒂與一眾漁民把漁船拉到岸邊。
羅西拉瓦蒂與一眾漁民把漁船拉到岸邊。

馬來西亞 :越來越貧乏的資源,迫使小漁民去到更深的海域

「過去,無法回本的情況是非常罕見的。現在,這種情況每個月發生10次以上。」

Aliza Shah,馬來西亞媒體R.AGE

直到不久前,漁民羅西拉瓦蒂·伊斯梅爾(Rosilawati Ismail)和她的丈夫還能在南中國海沿線、距離馬來西亞的Pantai Kempadang岸約18公里的海域獲得不錯的收入。但在短短五年內,她現在的每日捕獲量是過去的一半。「那時候,我們一次可以捕到大約200公斤魚。 現在我們卻在為100公斤努力。」這位44歲的漁民說。

馬來西亞媒體《R.AGE》記者在環境報導聯盟(ERC)的合作調查中,發現一個又一個因IUU捕魚而生計受損的老漁民的故事。已經捕魚14年的羅西拉瓦蒂在接受《R.AGE》記者採訪時說,在離海岸約40公里的地方航行,是他們找到漁獲的唯一希望。即便如此,許多漁民仍然空手而歸。

尤其是2021年,疫情對馬來西亞造成特別嚴重打擊。「我和我丈夫每次捕魚,都要花費125令吉(30美元),但有時我們只會帶回價值約45令吉(10美元)的漁獲。我們甚至無法回本。」羅西拉瓦蒂解釋說。「過去,無法回本的情況是非常罕見的。現在,這種情況每個月發生10次以上。」

她認為魚類資源的迅速枯竭是由於IUU漁民,尤其是進入馬來西亞水域的外國船隻造成的。他們使用非法拖網捕撈珊瑚礁,當地人稱之為「pukat gading」。

她解釋說:「他們使用兩艘船,船的每側都系著一張巨大的網。當他們移動時,他們會捕獲所有東西,甚至是最小的魚,摧毀任何阻礙他們前進的東西,包括珊瑚。沒有珊瑚,海床就會變得光禿禿的。就像沙漠——有誰會想住在沙漠裏?」

羅西拉瓦蒂和她村裏的漁民依然大部分在近海捕魚,那些在深海捕魚的漁民,也遇到相似的境遇。

羅西拉瓦蒂在馬來西亞Kempadang魚市場售賣她丈夫和兒子的漁獲。
羅西拉瓦蒂在馬來西亞Kempadang魚市場售賣她丈夫和兒子的漁獲。

第一次見到35歲的巴希尤丁(Bahiyuddin Awang Harun)時,他和船員正在準備一趟遠距離的捕魚航行。他們三天前剛從海上回來,帶來了意外的收穫:一條100公斤的石斑魚掉進了他們的「bubu」(一個由天然材料和鐵網混合而成的水下魚網)。這條巨魚的售價超過2000令吉(480美元)。巴希尤丁說,如果疫情沒有影響魚價,它的價值甚至可能高達5000令吉(1200美元)。

這位掌舵一艘柴油木船的船長感激大自然的恩惠。深海捕魚是一項艱鉅的工作,可能很危險,但潛在的利潤很高。僅僅通過出售巨型石斑魚,巴希尤丁的船員就得到了這次行程的正常利潤。

「使用『bubu』作為捕魚工具的漁民,每趟可收穫約1200至1500公斤魚,約13,000令吉(3100美元)。扣除約2000馬來幣(480美元)的營運成本後,剩餘的利潤將在船員之間分配。」其中一位船員,同時也是兩個孩子的父親說道。

目前,馬來西亞大約有60艘「Bubu」分散在距海岸約40海浬的區域。 「bubu」具有「天然的氣味」,巴希尤丁就是依靠這種氣味來吸引金線魚、石斑魚和其他非常珍貴的商業魚類。

巴希尤丁說,為了支付長途行程的費用,大多數「bubu」漁船會出海至少四天。「前兩天的漁獲量只能覆蓋我們的運營成本,剩餘日子才會給我們帶來賺錢的機會。」他說。

馬來西亞漁民巴希尤丁展示一條掉進了他們的「bubu」捕魚器,重100公斤的石斑魚。
馬來西亞漁民巴希尤丁展示一條掉進了他們的「bubu」捕魚器,重100公斤的石斑魚。

與大多數深海漁民一樣,巴希尤丁的船隻配備了全球定位系統(GPS)導航設備,以確保他們不會誤入禁區,「這樣我們就不會侵入鄰近水域。」他說。

然而,問題是這些水域之間的邊界劃分得不是很清楚,這反過來又使IUU捕魚蓬勃發展。

「四五年前,大約有10艘馬來西亞船隻被印尼當局扣留,」巴希尤丁回憶說,「印尼說,距邊界10海里左右的地區是他們的,而我們國家的執法機構說它是我們的。」無法在這些地區捕魚給漁民造成了巨大損失。「想像一下這些區域有多大!我們花了大約一個半小時才能行駛10海里,可以想象我們失去了多少魚類和其他資源。」巴希尤丁說。

巴希尤丁強調,馬來西亞漁民沒有必要進入外國水域,因為「我們現在在我們這片海域擁有的東西已經足夠了,只要我們的資源不受外國漁民的干擾,就足以自給自足。」

巴希尤丁說,他經常在馬來西亞水域遇到IUU漁民,並指出他們有時會偽裝成當地船隻,例如將船隻塗成紅色——這是當地吉蘭丹漁民採用的顏色。「我們不常交流,但有時我們會告訴他們我們的網在哪裏,希望他們不會撞到它。」巴希尤丁說。

巴希尤丁小心避開IUU漁船,羅西拉瓦蒂則希望IUU能不要進入小船捕魚者的區域。要是那些大船過來,她擔心她的社區很快就會一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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