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 19 歲的我》阿聆開腔 指校方不尊重意願:由始至終不同意公開放映
【《大城誌》報道】榮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電影的紀錄片《給19歲的我》,長達十年追訪多名英華女校學生的成長故事,面臨控訴。片中其中一位受訪女生阿聆向《明周文化》撰文,提及首次觀看影片後情緒受困,由始至終不同意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認為校方不尊重學生意願。
她在《明周文化》刊登的文章指出,她對放映的理解,一直都是供校內放映或籌款用途,對外公開放映並非她的意願,始終校內和公開放映的本質存在太大差別。她認為,校方和拍攝團隊似乎沒有考慮太多如何保護她們的私隱,以及嚴重高估她對公開放映的接受程度。
她在2021年12月校內首映,首次觀看《給19歲的我》,得出的結論是「我恐懼並拒絕公開放映」。她需要即時向校方心理醫生求助,她引述心理醫生的診斷,指她的狀態不適合公映。
她指:「我不斷質問校方及導演,到底他們想得到些甚麼呢?私人放映也放了,電影節要參展也參了。你們所宣稱的『教育意義』和認證團隊努力也都做到了,究竟要不惜犧牲我也要公開放映的目的是甚麼?」
她再三表明,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19歲的我》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亦曾盡最大努力清晰反映予校方和導演張婉婷,無奈最終校方及攝製團隊選擇公開放映。
另外,她又指,校方在溝通拍攝工作和處理同學不滿的情緒上比較混亂,甚至沒有太多溝通。即使導演提及不想拍只要跟她說一聲便可以退出,但阿聆稱,多年來只有一位同學成功退出拍攝計劃,對方由中一哭到中五,哭到全級都知道對方根本不願拍攝,但拍攝團隊和校方花了五年的時間才「認可」對方退出計劃。
她說,由2022年6月至今,曾多番掙扎應否公開此事去作煞停。「我想我之所以到現在才公開,是因為我的忍耐已到了臨界點。校方及導演的行為不斷地挑戰我的底線,我有迫於無奈,也有被強迫的讓步,但校方和導演在此事件上到底作出了甚麼讓步?」
「校內首映到現在整整一年時間,我其實只是不斷問校方和導演一個問題:是學生重要還是作品重要。他們從沒正面回答過。我本以為他們心裡其實清楚他們做的選擇之沉重,會盡量低調處理紀錄片事宜。但看到鋪天蓋地式的個人專訪,有關他們教育理念的報道,我不停自問他們為何能高舉如此高尚的理念,但背後卻如此不尊重學生意願。」
她認為有必要將她的故事公開,因為紀錄片所面對的群眾已經不是校友的小圈子,而是公眾。她在文末引用《給19歲的我》片尾一句話:「做人要像圓規一樣,心要定,腳要走。」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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