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記「二二八」反抗軍:二七部隊

特約撰稿人 阿潑 發自台中
二七部隊紀錄片劇照。
二七部隊紀錄片劇照。

【編按】70年前,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因一場查緝私菸的衝突,爆發了全台大規模反抗政府,最終導致大批台灣士紳、知識份子,遭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的「二二八事件」。

這段歷史被統治當局封鎖與噤聲40多年,直到1995年,時任總統李登輝才公開向受難者道歉。2006年,民進黨政府提出《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認定元凶為蔣介石,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

走過70年,史料仍然持續出土,當年事件的輪廓越來越清晰的同時,詮釋二二八的話語權爭奪戰也持續在不同的政治團體間展開。另一方面,台灣社會對於落實「轉型正義」的要求呼聲愈來愈高,重返執政的民進黨籍總統蔡英文將有什麼樣的作為也備受關注。

在70週年之際,端傳媒從今天起將陸續推出二二八事件相關報導,為這段歷史留下記錄。

其實,事情並非始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人們慣常提起的那根導火線——天馬茶房前的私煙查緝衝突,那是二十七日晚上;再往前推,還有零星衝突抵抗,星火在台灣各地竄生,最終在春天來臨前,引發燎原大火。

當時的新聞記者見證了這一切。他們記下這些政治黑暗,傳出那些民不聊生。例如《和平日報》記者蔡鐵城揭露的「布袋事件」:戰後海禁解除,兩岸復航,日日都有一大批從日人手上接收的物資,連同台灣產的米和糖從布袋嘴(編按:現今為嘉義縣布袋鎮)運出去,而對岸運進的則是人和霍亂菌。嘉義沿海首當其衝成為疫區。不知如何處理的地方當局,將布袋嘴圍堵起來,限制出入,並架起了機關槍;貧困無依的飢民,無法坐等死路,不顧一切衝破防線,只換來槍聲與哀嚎,宛如修羅場。

政府代表找上主持《和平日報》嘉義分社的鍾逸人,希望他補救或訂正,鍾逸人拒絕了。看盡各種不公不義的他,日後在著作《辛酸六十年》中指出: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間不曾鬧過米荒的台灣,在國府接收這一年間,卻出現了有錢也買不到米糧的恐慌,「住在農村的人也許還可以找蕃薯、玉米、馬鈴薯、南瓜來充飢,可是城市人不同,他們到哪裏去找這些雜糧呢?於是生存本能遂變成恐慌、迷惘和幻滅。甚至於衝出街頭喚起群眾向新政府示威。」

出生於一九二一年、台中干城的鍾逸人,與台灣共產黨創辦人謝雪紅是鄰居,兒時曾被這個當時還是童養媳的女子背着、照顧着,倆人的前半生也走在相似之途:因反日被捕入獄,又在政權交接時,涉入亂局,扛起一支武裝部隊。但他初初是嚮往「祖國」的,日本戰敗消息傳來,日軍還在,鍾逸人便立刻買來一面中華民國國旗懸掛在家門口,甚至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急着宣揚祖國。但就像大多數台灣人那樣,不久便對「祖國」失望,二月二十七日那晚的槍聲,二月二十八日的行政長官公署前的掃射,甚至逼着這執筆的文人拿起了槍。

鍾逸人剛開始並無武力相對的念頭。當大稻埕的槍聲傳到大台中地區時,情勢已趨於惡劣,戒嚴令發,地方青年學子和大眾也各自組成保安隊伍、民軍部隊,負起維護治安之責。同時間,台中的知識份子決意起身扭轉現況,鍾逸人也是其中一人,他與作家楊逵影印傳單、分頭散發,號召舉行市民大會,希望直接訴諸民眾意見,再要求當局改進。這個時候,他們對新政權仍有期望,認為可以協商談判。

這場在台中戲院舉行的市民大會吸引了數千人參加,會中推舉謝雪紅為主席;市民大會隔日,陳儀軍隊出動武裝卡車進入台中,沿路掃射,民軍於是持槍抵抗,當夜教化會館(編按:位於現今台中市公園路和繼光街口)一戰,國軍不敵,繳械投降,三月四日,民軍攻下全台中的政府組織,包含警察局和軍營,清空整個台中的軍防警備。而被攻下的干城營區,因備有火藥庫,也順勢成為民軍聚集駐紮之地,並改組為「二七部隊」,以紀念二月二十七日發生的「二七事件」。

日後人們談起二七部隊,所下的定義是: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中地區人民自發性組成,由謝雪紅、鍾逸人、黃金島、黃信卿、蔡鐵城等多人共同組織、領導,反抗國民政府的武裝民兵(或稱民軍)。規模約有四百人。在台灣民眾大多放棄抵抗、知識菁英帶着殘餘的協商期望時,只有二七部隊始終奮戰不懈。三月十六日,警備隊長黃金島率領三十餘名學生軍駐守烏牛欄吊橋,迎戰二十一師,直到彈藥用罄,遂行解散。中部地區的武力戰爭亦告終結。

台中戲院召開市民大會,共同推舉台中市婦女會理事長謝雪紅為大會主席。
台中戲院召開市民大會,共同推舉台中市婦女會理事長謝雪紅為大會主席。

不光是補上一個碎片而已

「如果沒有堅持打,他們就不會死了。我到底有沒做錯,留給歷史定論。」

距離烏牛欄戰役將近七十年,年已九十一歲的黃金島對着鏡頭落淚--正確地說,攝影師還沒準備妥當,老先生已經抓着導演李彥旻的手嗚咽哭泣起來,語不成聲反覆說着自己害死了四個人。

李彥旻記得那天是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紀錄片《二七部隊》正式開拍,第一場訪問,第一顆鏡頭。在毫無心理準備下,他面對了這個內心痛苦的老人,只覺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題材啊?此前,他對二七部隊毫無所知,對二二八的認識也甚為粗淺,與一般人無異:有人受害,充滿悲情。於是一邊從頭做功課,一邊拍攝,也一邊問自己:「難道只是一個關於台中二二八敘事紀錄片?只是要在二二八這個論述裏補上台中嗎?這個做了三十年的題目,我們能不能談出一個新觀點?還是只是要補上一個碎片?」

這個挑戰,是台中市新文化協會給他的。為了迎接二二八七十週年,這個由台中文史工作者與作家共同創辦的地方組織,決定深入探討二七部隊的歷史與意義。「講到台中在二二八的投射,就是二七部隊。它是台灣唯一的一支武裝部隊,因此,在二二八中,台中產生的意義,就是抵抗。」紀錄片製作人、台中市新文化協會執行長陳彥斌解釋,自去年的二七部隊座談、研討會,乃至於紀錄片與紀念碑,都是回應這段屬於台中的歷史。而因接觸全景工作室研習營,從而踏入紀錄片領域的李彥旻,便接受他們的邀請,加入這個計畫,以不到一年時間,完成這段歷史影像紀錄。

但二七部隊的意義是什麼?長期投入二二八研究的作家李喬,說法點睛:「二七部隊是偶然形成的。但是因為這件事情,使台中地區沒有無差別的屠殺,沒有,這是二七部隊的功勞,功勞當然不能歸功於一個人,就那裏台中的人,尤其台中的一批年輕人,很值得欽佩,這件事情放到歷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這段敘事出現在《二七部隊》開頭約七分鐘。此前,鏡頭先跟隨着年已九十六歲的鍾逸人回到綠島,再轉移到他台北的書桌,見他如何在年曆廢紙上爬寫出幾十萬字,清理出將近一世紀的歷史。螢幕上,半長髮白的鍾逸人中氣十足描述書寫的源頭:「三十多年前,李喬很苦心,鼓勵我要寫。突然間要我寫,我愣住了,不知道怎麼寫,他就生氣了,就來這裏說,你怎麼搞的,你一定要寫啊,二二八的時候死了這麼多人,你多多少少做過一點事情,能活到今天是上帝要你記下這段歷史,不然的話你憑什麼活到今天。好兇。」

然而,對李喬而言,鍾逸人是一個「理論上應該被槍斃的人」但他沒有被槍斃,簡直是被歷史留下來。為了強迫這個二二八當事人將記憶留下,斯文的李喬不惜手腳相向,鍾逸人也不甘示弱回手,兩個六七十歲的老人打成一團,鍾逸人終於妥協:「他說的有道理啦,那時他很急,想說我已經七十多歲了,什麼時候會死也不知道……。我試試看。」

「他們談這些故事都不悲情,因為當時他們就是要做這些事,後來失敗了,沒辦法,但自己沒有什麼不對,毫不冤枉。他們有很強的情緒投注裏頭,很悲憤,但不悲情。」

李彥旻

這是時間與記憶的賽跑,沒有任何一絲空間可浪擲。紀錄片《二七部隊》也是在這種急促中完成。

「在去年舉辦的二七部隊研討會中,許多老師都談到一件事,那就是資料史料很少,幾乎沒有。」李彥旻表示,唯一能找到的史料是當時的報紙,但報紙也是不可信的,因為媒體受到國民黨掌控,唯一能夠依賴的,就是當事人的口述,「即使有偏差,有誤解,都是一個開端。」

在這情況下,若要呈現當時歷史,必須要進行許多設計,甚至得演出來,然而,受限於時間經費,李彥旻不僅無能為力,後期剪接時,幾乎崩潰:「一定要準時交差嗎?」但最後解決這問題、安撫創作者慾望的,也是「時間」。「今年是二二八七十週年,無可諱言是很重要的時間點,更重要的是,這些老前輩都已經八九十歲,沒有時間等待我們了。十年二十年後,我們可以用戲劇形式表現這段歷史,但若以紀錄片形式,只有今年,這是最後的時間點,不能再拖了。」

確實不能再拖了。紀錄片片末字幕打出的二七部隊參與者名單有五十五,是學者翻遍史料確認的,而活着、能清楚表達的已剩六人,《二七部隊》中出現的僅有五人。

這些前輩的話語帶給李彥旻一個新的視野。過往以為談及二二八,必充滿悲情、冤枉情緒的他,在這些二二八直接參與者的身上看到的卻是一種意志:「他們談這些故事都不悲情,因為當時他們就是要做這些事,後來失敗了,沒辦法,但自己沒有什麼不對,毫不冤枉。他們有很強的情緒投注裏頭,很悲憤,但不悲情。」

「我們是不是忽略二二八參與者的主動面向。他們想做什麼,他們想爭取什麼?」李彥旻認為,不只二七部隊,當時的事件處理委員會、那些青年學生,或謝雪紅這樣的左派團體,是都想站出來爭取台灣人的最高自治權利,方式不同,卻是唯一共識。

二七部隊一次重要的大捷便是「教化會館」之戰,當時來台的許多國軍與眷屬都住在教化會館,而二七部隊成軍後不久便與之大戰,最後二七部隊在教化會館中擊敗國軍,此戰的勝利也正式宣告二七部隊接管台中地區。
二七部隊一次重要的大捷便是「教化會館」之戰,當時來台的許多國軍與眷屬都住在教化會館,而二七部隊成軍後不久便與之大戰,最後二七部隊在教化會館中擊敗國軍,此戰的勝利也正式宣告二七部隊接管台中地區。

被逼出來的台獨意識

後人談二七部隊,各有理解詮釋。有人稱那是鍾逸人的二七部隊,有人說二七部隊是謝雪紅創的,連成立日期、規模人數都眾說紛紜。在缺乏史料的情況下,若紀錄片全依賴當事人的記憶和說法,勢必得從這紛雜中找出一個合理的解方。「每個人的立場都不一樣,這也是後來我們看這些史料時很麻煩的地方,他們會互相攻擊。」李彥旻坦言困難性,但也認為這些爭論僅只是表面,細細耙梳並不矛盾,紀錄片所要做的就是依照時序將脈絡梳理清楚。

「我對二七部隊的初步印象,只覺得跟太陽花學運很像,都是青年群眾參與。」三月二日,群眾攻下台中市政府機關後,紛紛取得武器,成立保安隊伍,各地巡邏。台中一中、中商、中農等等青年學生也各有隊伍,李彥旻補充,「當然二七部隊激烈程度超越很多,但如果我們說二七部隊是鍾逸人或謝雪紅組織的,就像我們說太陽花學運是林飛帆、陳為廷領導的一樣,都是有偏差的,不能只是歸於這兩個人。二七部隊是自發性的組成,只是這幾個人扮演比較強勢角色。」

儘管謝雪紅與鍾逸人是鄰居,幼時就有交情,但在鍾逸人著述中屢屢強調二七部隊和「歐巴桑」(謝雪紅的暱稱)無關連,二七部隊並非紅軍;但在謝雪紅子弟兵的說法,若無謝雪紅,二七部隊無法組織起來。「謝雪紅畢竟受過左派訓練的,知道如何在群眾中主導,也比較有組織化。」陳彥斌解釋,謝雪紅在市民大會取得主席地位,是因為組織經營很久,她從反日開始累積,終於在二二八這亂局中找到舞台和機會,「你看三月三日國軍進城掃射,情勢緊張,她單槍匹馬進縣長官邸勸他繳械投降。這種氣慨,現在都找不到。」

謝雪紅要做什麼?無非是搞革命。陳彥斌稱,若謝雪紅要站出來當二七部隊領導人,應該能當上,但她不能,「為什麼?台灣從日本政府到國民政府,都把共產黨當負面名詞,大家見紅就怕。這就是鍾逸人當上部隊長的原因,即使他沒有打過仗,但因為年紀大、人面廣,沒有共黨色彩,很適合出去談判。」

「沒有一件事比二二八對台灣影響更大,二二八的瞭解,到了今天幾十年都在談。重點是,如何詮釋二二八的意義,詮釋之後,在思考如何改變現在的狀況、現實,改造它、修正它,不行的話,反抗它!」

李喬

除了謝雪紅外,二七部隊還有許多出色的領導者,像是擔任部隊長的鍾逸人,僅僅是出於記者對不公不義的憤怒,挺身而出;擔任警備隊長的黃金島是台籍日本軍,看到街上有人被射殺,怒不可遏,投入戰鬥;當前統派大老陳明忠也是成員之一,但他拒稱自己是二七部隊隊員,「我是台中農學院隊,後來加入埔里戰鬥。」

二七部隊從一個地方保安隊伍升級到武裝部隊,也是從此開始。為了回應陳儀政府的暴力升級,加上擔心雙方開火殃及無辜市民,二七部隊轉進山區。三月九日,二十一師從基隆上岸,時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已經在高雄殺人,當時台中保安隊伍承受很大的壓力,因為事件處理委員會、地方仕紳主和,要求他們不要和政府對抗,三月十二日,二十一師進城前一天,保安隊伍就地解散,只有二七部隊轉進埔里,要長期對抗。

此刻註定二七部隊與其他保安隊伍的差異。李彥旻解釋,原因有二,一是武力足夠,二是謝雪紅的意志,「在國共內戰下,如果可以長期盤據山區,撐個一兩年或許就能贏了。這是她的盤算。」但二七部隊數百名青年學生並沒有一樣的意願,他們當初加入,僅是為了維護治安,到山裏作戰,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人數從數百人降到一兩百人,其中有許多是謝雪紅的人馬。

《二七部隊》中描述國民黨軍隊見到這支部隊時的驚恐,不單單是裏頭有着與之敵對的共黨,還有日本軍。他們光是看到穿着日本軍服的黃金島、以日本軍令指揮的鍾逸人,便不敢靠近,影片中甚至出現軍情局文件,文件中指出:潛伏在埔里霧社山區的台籍暴徒,有數千人,日本軍上萬人,五千個前日本軍,埔里五千人,霧社一萬人。「很荒謬啊,國民黨情報竟然這麼寫。」李彥旻忍不住大笑,「這些國民黨軍隊看到這麼多山裏的日本兵,都怕了。鍾逸人和黃金島講起這一段都很自豪,他們說自己比日本軍還日本軍。」

二七部隊的警備隊長黃金島率領三十餘名學生軍駐守烏牛欄與國軍展開激戰,重創國軍。
二七部隊的警備隊長黃金島率領三十餘名學生軍駐守烏牛欄與國軍展開激戰,重創國軍。

但日本並不是一個解答也不是唯一的元素,僅僅是個符號,李彥旻轉述陳明忠在影片裏的說法:「謝雪紅之所以有號召力,是因為她反日。」他進一步解釋,以我們現在的概念來看,會發現二七部隊裏頭充滿各種衝突,像是謝雪紅左派,日軍是右派,但這些最終都可以被統一起來,「對謝雪紅反日這句話的詮釋,不是她反對日本這個符號,而是她反對殖民政權,國民黨這個新政權,既然帶着殖民的態度,謝雪紅同樣反對。一般老百姓欽佩她,並非她是個共黨,而是她為了反殖民者而坐牢,今日又願意站出來領導大家抵抗新殖民政權。」

因此,《二七部隊》製作團隊認為,二二八當時知識份子與青年所爭取的,無非是一個高度自治的空間,二七部隊想抵抗的也是貪污腐敗的政權,當時,他們心裏並沒有獨立意識,但紀錄片卻以鍾逸人的一段話作結:「我事情做這麼大,穩死沒救的,所以對國民黨特務審問拷打,採取不合作態度,只是一直在想什麼時候把我送去槍斃……,到那個時候,我要留給我同胞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我滿腦子都在想這些,沒想過求活,沒想過要逃脫,什麼都沒想,因為我已經絕望了。那我要留下什麼話呢?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我想留下這句話。」

李彥旻解釋這結尾並非指向國族省籍,而是凸顯台灣主體性因二二八而萌生的關係,「即使這個意識在當時並不存在。」李彥旻說,二七部隊擁有武力,擁有組織,也就有跟政府談判的籌碼,或許跟國民黨對抗會輸,但沒關係,有籌碼就能找到政治施展的空間,即使當事人無這等念頭,但台獨意識確實因此萌芽,「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那我是什麼?台灣人。」

「確實是那個氛圍把台獨意識逼出來。」陳彥斌也認同這個結論,但他也補充,還有另一群人則是受到左派啟蒙,「當國民黨不是對的選擇,共產黨就是一個選項,他們投入地下黨工作……而這又是另一段白色恐怖的故事了。」

說到底,二二八與二七部隊究竟能給我們什麼啟示?或許可以再次引用李喬在紀錄片最後的結語:「沒有一件事比二二八對台灣影響更大,二二八的瞭解,到了今天幾十年都在談。重點是,如何詮釋二二八的意義,詮釋之後,再思考如何改變現在的狀況、現實,改造它、修正它,不行的話,反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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