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幾多個 100 場? 獨立電影《野草》的地區放映實驗|鄭思思
文:鄭思思(獨立記者)
【Yahoo 新聞報道】關了燈,只剩下投射機的燈影,一把稚嫩淘氣的男童聲音響起:「請於節目開場前,將手機掉咗佢。食嘢一定要大聲啲,開場前記得屙晒尿屙晒屎放晒屁。When you watch the movie, please fart. 如果覺得套戲好難睇,Hit the person who made this movie.」觀眾都笑起來,幸好電影導演古本森暫時仍未遇到襲擊,他笑說這是一種「頑皮的幽默感」,他們頑皮地把茶餐廳、文具店、酒吧士多、寮屋唐樓等變身為電影院,在四個月間完成了 100 場流動地區放映,總觀眾人次二千幾人,為電影籌到基本的製作費用。獨立電影《野草》是關於三個小男孩的童年,提醒我們長大了,卻要繼續頑皮。
那一晚荃灣文具店的放映會,十幾人擠滿了二百呎的空間。地下鋪一塊黑布,讓觀眾席地而坐,光影投射在掛在牆上的大白布。一段屎尿屁開場白後,電影《野草》正式放映:炎熱的暑假,蟬聲聒噪不休,長洲島上很多人出門旅遊或舉家移民,三個小男孩偷偷潛入別人的家,頑皮地打開雪櫃吃吃喝喝,在別人的餐桌上打乒乓球,躺在別人的梳化睡覺或扭開音樂跳舞,直至暑期完結,他們要面對別離,面對自己人生的遭遇。電影全長 52 分鐘。
放映完畢,文具店又亮起燈,變成分享會的場地。長髮及肩的導演古本森滿頭大汗趕到,三十幾歲,喜歡畫畫彈結他夾 Band,約六年前開始拍短片拍電影。他加上副導、攝影、美術、收音等組成一班熱愛影像的團隊,在無資金無大公司下,一直嘗試拍攝不同的作品,而在 2023 年 5 月至 8 月,他們開拍了《野草》。每逢周末和三位長洲小孩拍戲,借街坊的住所,即興創作,而三至五人的攝製團隊晚上就住在長洲居民、導演古本森的家中,有時還會由古本森煮飯。古本森說他們的故事題材小品,又沒有明星,如果放電影院可能幾天便要落畫,於是一心做地區放映,剪輯為現時不足一小時的版本,適應不同空間不同座位。五位攝製人員加剪片也沒有人工,成為了電影的投資者和出品人。
像搖滾樂的流動放映會
古本森說:「我用一隊樂隊的想法去搞放映,這事情是很搖滾樂,等於你一隊獨立樂隊,在香港找地方,周圍貼海報,叫人來看我這場騷,是很積極很主動的。你一隊 band,很少聽說是政府資助的。首張專輯計劃?你沒有聽過這些。全是民間自發。我們夾 Band 的人都是『捐窿捐罅』去找場地,我們一向慣了做夾縫之中的野草。」
他們的流動地區放映理念得到很多場地無償的支持,像野草一樣燒遍港九新界。由去年十月開始,在大約四個月間完成了 100 場放映,即平均每星期 6 場,一般在平日晚上和周末一連幾場。大約三十個放映場地,包括觀塘工廈的 Band 房、蘭桂坊的天台酒吧、西貢的廢舊校舍、長洲沙灘的士多、上水寮屋、沙頭角唐樓等等,最初也是問相熟朋友借地方,後來更獲邀到嘉年華、藝穗會、誠品書店搞放映會。
當然在今天的香港,能夠搞放映會而沒收到投訴、沒部門查牌,電檢只花幾星期幾千元便通過,這是一種幸運。古本森說原本劇本設計,三個小男孩最終一人被捕,一人去英國讀書,一人留在長洲,但後來因題材難處理,加上劇組改為即興拍攝,最終變為一人離開長洲的結局,「淡淡然」,讓觀眾自己感受離別。
流動放映 一喼走天涯
主力負責搞放映的收音師陳思遠,被笑稱為「放映師」,他面圓圓大大隻,一臉笑容,做劇場和收音多年。陳思遠說靠著一喼走天涯,喼內最重要是一塊 2 米乘 4 米、淘寶幾十元的大白布,靠它築起電影院的「銀幕」,然後是國產小米投影機,二千幾元,陳思遠笑說是高超黑科技,機身小,斜角投射竟能輕易調整比例,而且影像質素尚佳。還有一塊大黑布,荃灣文具店就是靠黑布鋪出地上「雅座」,有時候還要掛到窗邊遮光,讓戲院夠黑,讓投射夠亮。還要帶一個小型喇叭、十米長的線轆、拖板、膠紙、夾等等,就這樣一喼通行, 100 場放映也拖爛了三個喼。另外有大約十場戶外放映,他們要升級應付,帶上燈腳腳架和沙包去拉起大白布,還要抬出一雙大型喇叭擴音,把沙灘把郊外變為電影院。
陳思遠做聲音設計,他印象最深刻的放映地點是油麻地永發茶餐廳,老闆慷慨借出場地,觀眾就叫食物幫襯,坐卡位或膠櫈邊食邊看戲:「就食住西多,啜住杯檸茶看,真是很特別,有餐具聲音『鏗鈴哐啷』,『jap jap jap』,『啜啜啜』的聲音,幾過癮。社區放映這事出來了,意義出來了……不用這樣嚴肅啊,幾好啊。」他說屎尿屁開場白提大家「食嘢一定要大聲啲」,就是那種隨意和頑皮。
累,真的很累
不過 100 場放映會,踏遍港九新界山旮旯幾十個地點,入沙頭角還要申請禁區紙,而沙頭角那一場只有觀眾約十人。陳思遠說:「累,真的很累。我也不知怎說,那一種舟車勞頓是非常累。」不過他說自己未感到氣餒,大家目標清晰,往 100 場放映會進發:「我們原來在做一件『幾癲』的事……有二千幾個觀眾,見過二千幾張不同的面孔。我最高興是阿爸阿媽來了看。他們拍手掌囉,因為我阿爸一向不知道我做甚麼,我又在他面前唱了歌。他好像終於知道這衰仔在搞甚麼,成績也好像不錯。」
導演古本森總結 100 場流動地區放映,門票自由訂價,總收益不便透露,但剛好籌到電影的基本製作費用(不計人工),包括器材、美術、服裝、車費及膳食住宿等,而之後放映的收益就可分配給各出品人,並累積作下一齣電影的資金。古本森:「一開頭我們很 raw 的,現在慢慢成長,野草慢慢成長,現有一些電影發行討論中,我們有點逆襲香港的電影工業。」他說透過地區放映累積口碑,期望《野草》很快能搬上大銀幕。
電影是一個夢工場,但香港戲院結業、票房失收,近 30 年歷史的短片比賽 ifva 更在去年停辦,創辦 18 年的鮮浪潮國際短片節又不再獲藝發局資助,創作人只能像野草在狹縫中頑強鑽出。古本森說,他們計劃和其他導演搞更多地區放映,複製這 100 場放映會的經驗,讓不同的短片和獨立電影被更多人看見。電影《野草》的英文名是 ”The Perks of being Wild”,粗生粗養或者有意外收獲。
The Perks of being Wild
三十個借出場地的空間也充滿了故事,油麻地永發茶餐廳有家人在電影工業奮鬥;沙頭角禁區內那幢舊唐樓叫「沙頭角故事館」,是有熱心居民自發建設的文化展覽館;還有荃灣的文具店「月下文具房」,老闆過去從事設計,他在放映會後受到鼓勵,開始搞更多藝術活動,連結社區,店內的擺設寫著「Let the good things connect us」。
那一段放映前的屎尿屁聲帶,「如果覺得套戲好難睇,Hit the person who made this movie」,古本森說是由電影裏的小男童演員杜一立隨心錄製,沒有講稿,任意頑皮。而他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放映會,是在元朗一個志願團體的活動室,他見到一個大窗,於是即興帶著製作團隊爬窗而入,模仿戲中情節,觀眾哄堂大笑,但攝影師爬窗時弄傷了腳。古本森憶述時還語氣帶笑,他說電影《野草》讓觀眾別忘記童年,別忘記這是把快樂寫在臉上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