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虎香港新聞 【娛事者】新舊香港電影之爭：港產片究竟可以點？
關於香港電影，近日常聽到一個說法，無論是電影人接受訪問，又或私底下和一些台前幕後傾偈，察覺到普遍有種觀點，就是香港新一批導演拍片的方向有待商榷，甚至錯了，一些前輩影人認為這些新導演，都只拍一些社會議題的電影，又或由自身出發去說故事，尤其是一些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資助的戲，這些由作者角度出發的電影，很多時都缺乏商業性，拍出來票房欠佳，反而過往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類型片，都沒人拍。
有人把新導演這批四字電影，歸類為「香港電台」風格，意即八、九十年代港台大量拍攝的社會議題實況劇。甚至有人認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資助的方向錯了，不應一味選擇這類社會性電影，要開始揀一些具商業性的題材，這樣才能令香港電影不至進入歪路。甚至有人認為這一兩年香港電影越來越難做，就是因為太多這些社會議題和自身出發的電影，缺乏商業性，加上不拍類型片，令觀眾不再入戲院。
這些看法，我有贊成的部份，也有不贊成。把香港電影不景氣，簡單歸咎為社會議題電影氾濫，缺乏類型片，這樣實在太簡單，甚至愚不可及。
首先，新導演拿首次劇情電影資助計劃拍的四字電影，固然有票房不好的，如不過800萬的《流水落花》和《燈火闌珊》。但請大家不要忘記去年的《年少日記》和《白日之下》，兩部新導演執導的戲，都拍社會議題，票房都過2000萬，上映時都成為話題，口碑票房雙贏，說社會議題電影是票房毒藥這說法，毫無理據。
相反，一些所謂類型片，如一直是票房保證的警匪片，四、五年前，這類戲在大陸票房過10億是等閑事，《掃毒2：天地對決》和《拆彈專家2》在大陸收13億人民幣。但去年開始，香港的合拍警匪片接連票房失利，《掃毒3》、《談判專家》、《海關戰線》和《危機航線》在香港反應一般，內地票房不似預期，全部都收不過3億。對香港觀眾而言，警匪類型片相比社會議題電影更令人疲累。近日一些具規模的電影公司，都紛紛叫停警匪大片，不敢再輕易投資逾億去拍這些戲。
為何香港電影市道越來越差，開戲越來越難？這幾年間，看戲的觀眾已經越來越聰明和高質。因為疫情，我們困在家裏幾年，不能入戲院看電影，只能在家看串流平台Netflix和Disney+，於是大家看盡英美日韓的一流製作，看得多，大家某程度已成為專家，一些老掉大牙的低質電影，看開頭已估到結局，角色設計十年如一日，戲情推進來來去去都是幾招，完全在意料之內，這些電影低估觀眾智慧，又怎能再吸引觀眾入戲院，要他們貼錢買難受。
香港電影跟住可以點？看《我談的那場戀愛》，由新導演何妙祺執導，劇本由她和資深編劇陳慶嘉寫，陳慶嘉兼任監製，這電影我看到新舊電影人的融合。故事涉合社會議題，有詐騙集團橋段，處理文藝的言情部份，中女的心態，明顯是導演何妙祺的功勞，戲中搞笑的部份，如詐騙集團成員的描寫，卻看到陳慶嘉的風格，結果出來的成品既有娛樂性，亦言之有物，票房收了1800多萬，相當好成績。
至於萬眾期待，由陳茂賢執導，許冠文和黃子華主演的《破·地獄》，亦不是一部類型片，香港從來沒有一部涉及殯儀業、講生死命題的電影。陳茂賢之所以拍這套戲，純粹由個人出發，因為疫情期間死去親人，觸發他拍這一部戲，找兩個喜劇殿堂級演員，演一部不搞笑的《破·地獄》。
那麼結論是什麼，結論就是好電影不分社會議題或類型片，電影只有好看和不好看，簡單把社會議題定性為沉悶或票房毒藥，又或類型片會有趣兼有商業保證，這些假設都是不切實際。
郭靖言
做過唱片公司，做過電影公司，做過報紙雜誌，如是者，現在全職睇娛樂，正經寫娛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