僞造7案受害者不追究供詞 CID警員認公職失當判囚3年 官斥對感化官說詞屬卸責
26 歲偵緝男警承認於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間，在 7 宗案件偽造證人供詞、訛稱受害人不追究案件，再對上司建議終止調查，承認 7 項在公職中行為失當罪，周一（13 日）被判囚 3 年。
判刑前，區院暫委法官徐綺薇質疑被告向感化官解釋案發時，涉卸責予報案人及上司。辯方索指示後解釋稱是「人之常情」，說人在面對指責時會「defensive」（防衛），重申責任在被告一方，不是想卸責，惟官拒納。
官指被告堆砌各式犯案理由，將部分責任卸向上司和報案人，例如稱報案人沒應約錄口供、上司促盡快處理積案；而被告犯下首案、訛稱報案人不追究時，他僅調任此崗位不足半年。官又說，被告在其中一案教唆家屬欺騙同袍，批目無法紀、有計劃犯案。
官斥對感化官說詞屬卸責
被告胡兆俊於 2024 年 12 月承認 7 項公職中行為失當罪，同日被下令還押候判。
案件周一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暫代區院）判刑，區院暫委法官徐綺薇指，被告對感化官稱上司催促他盡快處理積案，而受害人在錄取口供預定時間沒出現，又沒人聯絡他，遂自行撰口供，與早前求情說法不同，似是把責任卸向上司及報案人。
辯方其後向被告索指示，澄清被告說責任在於自己用了不恰當手法處理案件，不是想推責。
官質疑被告更改說法，問為何對感化官如此說？辯方稱是「人之常情」，說人在面對指責時會「defensive」（防衛），現時被告經深思熟慮後，願承擔責任，不願再卸責。
辯方續指，被告來自環境稍遜家庭，曾申領綜援，自小沒甚麼娛樂，之後立志、努力投考警察，夢想已因本案而破滅，他有為自己的愚昧反省，警隊內有督察及警司為他撰求情信，望官輕判。
官斥堆砌犯案理由、有計劃犯案
官指，被告就偽造 7 案證供，報稱有 4 種不同犯案原因，包括稱時值新冠疫情，若自行撰口供，報案人就毋須到報案室等，以及時值社運高峰，警隊人手不足，要盡快處理積案。
官稱，明白警務繁重，是有壓力、挑戰，但不能卸責予上司和報案人，認為被告在本案中，是堆砌各式犯案理由，將部分責任卸向他人，而案發時，被告調任刑事偵緝崗位不足半年，就已犯首控罪，訛稱報案人不追究。而被告在其中一次偽造證供時，更是「錯漏百出」，把報案人的職業、身份證、出生日期、欠款金額等全部寫錯，是草草了事。
官續指，被告在處理某市民涉盜竊百佳貨品一案時，性質最為嚴重，涉對犯案人家屬稱百佳願和解，教唆家屬對同袍訛稱犯案人入院、願賠償，批評被告目無法紀、欺上瞞下，犯案明顯有計劃、有舖排。
官遂把被告所犯的控罪分成 3 類。第一類涉 3 罪，為報案人有意不追究，但未曾親口告知被告；第二類涉 3 罪，為報案人沒向被告稱不追究，而被告行為令原本可能可提出檢控的案件，被不合理地終止；第三類涉 1 罪，涉教唆犯案人家屬瞞騙同袍，配合自己劇本行事，破壞市民與上級信任。
官就第一、二、三類罪行，分別以判囚 16 個月、20 個月及 32 個月為量刑起點，因非即時認罪僅給予四分之一扣減，考慮量刑整體性後，部分刑期同期執行，總刑期為 3 年。
警方曾指已停職
被告胡兆俊（26 歲），沒有報稱職業，被控 7 項在公職中行為失當罪。控罪指被告於 2019 年 12 月 3 日至 2020 年 9 月 18 日之間，身為警員擔任公職期間，或在與擔任該公職時，與 7 宗案件，包括兩宗盜竊、4 宗襲擊及一宗使用虛假文書案件，有關的情況下，無合理辯解或理由，而故意作出不當行為。
警方 2024 年回覆查詢時表示，被告已被停職。
早前求情：犯案為節省調查資源
案情指，被告曾致電百佳盜竊案被捕人的兒子，聲稱百佳願意和解，著對方準備賠償金，又著他向其他警員訛稱他母親入住葵涌醫院。上司其後發現百佳職員表示不追究盜竊案，又建議終止調查，但其中一份證人供詞不翼而飛，而百佳一向是即使收到賠償，也不會不追究案件，遂展開調查，從而揭發被告犯案（見另稿）。
辯方當時求情稱，案發時值新冠疫情及社運，警隊工作量大、人手不足，被告犯案為節省調查資源。另書面求情則提及，被告案發時 21 歲、加入警隊 3 年，停職後轉任運輸；案情不涉貪污圖利、恐嚇等，也不涉披露警方行動資料、計劃，案發維持不足一年，7 控罪本身是瑣碎案件，本案性質非同類案中最嚴重。
案件編號：DCCC10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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