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字如見人|回憶地下文學嚮往自由 昆德拉圖書館館長:「沒有這個夢想不能生存」

Tomáš Kubíček 想起第一次看昆德拉的著作時,著作仍然被定位為「禁書」。
Tomáš Kubíček 想起第一次看昆德拉的著作時,著作仍然被定位為「禁書」。

捷克天鵝絨革命翌年,記者到布拉格旅遊,帶着大專新聞系剛畢業的好奇看天下,一個從美國回來的猶太人女士,在墳場裏跟記者說:「Don’t ask, don’t ask」。無言,是歷史與過去沉重的味道。轉眼,近日訪問從捷克來香港介紹昆德拉圖書館的摩拉維亞圖書館館長 Tomáš Kubíček,他回憶十六歲第一次看昆德拉小說《玩笑》(The Joke)之時,那是一種不被允許的地下文化。

「今天,我們可以將昆德拉的小說當作文學來閱讀,這就是自由。」那刻,這位曾研究昆德拉敍述藝術的文學教授,像一個坐歷史火車從過去走到眼前的人。

「在過去,你曾否夢想能夠擁有現在所享有的自由?」記者問。

「經常。」Tomáš Kubíček 回答。

「經常?」

「沒有這個夢想,你不能生存。」

特約記者:冼麗婷

攝影:張志華

昆德拉 1929 年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Brno),2023 年 7 月去世。1989 年捷克斯洛伐克被蘇聯軍隊入侵後,政府也被蘇聯共產政權控制,昆德拉的作品全面被禁,1975 年他流亡法國後,再被剝奪捷克公民身份,其後,他獲法國國籍,又轉以法文寫作,曾稱自己為法國作家。

捷克人今天怎樣處理長期不歸故國的昆德拉文化遺產,實在是個有趣的題目。昆德拉經歷怎樣的歷史創傷?他把不少書信手稿銷毀的原因是甚麼?Tomáš Kubíček 作為昆德拉的後輩朋友,作為推動及執行創立昆德拉圖書館的人,最近在香港大學繆思樂季(HKU MUSE)講座,以及接受訪問的其中重點是:昆德拉的私隱是嚴禁僭越;但昆德拉的社交文化思想,讀者可以透過昆德拉圖書館的藏書及檔案重建。

這種文化再建構,是歷史與作家生命重整的行為,視為軟性文化推廣可以,視為珍視歷史思考以至甚麼都可以,只要有充實及不斷發展的資源,以及自由思考的環境。

Kubíček 早前擔任港大繆思樂季的講座講者。(圖:HKU MUSE)
Kubíček 早前擔任港大繆思樂季的講座講者。(圖:HKU MUSE)

圖書館為活人打開思考的可能

歷史與人的生命都只能活一次,人活在每個當下,既無法回到過去實驗每個可能,更無法走到未來先看結局。昆德拉以小說把一些可能性,放在人物及敍述裏去思考、去對話。2023 年 4 月 1 日昆德拉 94 歲生辰,昆德拉圖書館在他故鄉布爾諾成立,但 Kubíček 說他當時的健康已無法從法國回捷克。同年 7 月,昆德拉逝世。圖書館如何令作者與讀者延續對話?Kubíček 在 MUSE 講座說:「從一開始,當我們與米蘭和他妻子薇拉決定創建這個圖書館時,米蘭和薇拉告訴我,這不是一個為死人準備的地方,而是為活人準備的地方,你必須把人們帶到這個圖書館,為他們打開思考的可能性。不一定要思考米蘭・昆德拉,但必須思考。這就是米蘭・昆德拉圖書館試圖扮演的角色。」

那麼,昆德拉作品能給此刻的香港人甚麼意義?

來自捷克共和國的館長說:「這是很好的問題,也是最有趣的問題之一,但是:『我不知道』。」這答案,符合政治,也符合文學各自演繹的思考原則。如他所說,昆德拉的小說不僅僅聚焦於一個主題,有很多主題,「包括人的存在、人的身份、人與歷史的關係,昆德拉小說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你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閱讀,一定會發現新的東西。」

昆德拉並不希望紀念他的圖書館淪為準備給死人的地方,反而期待在世的人到場後,能夠激發思考。(圖:HKU MUSE)
昆德拉並不希望紀念他的圖書館淪為準備給死人的地方,反而期待在世的人到場後,能夠激發思考。(圖:HKU MUSE)

館長閱讀昆德拉的經歷

Kubíček 大約在 2001 年出版他寫昆德拉敍述藝術的博士論文著作,因此認識昆德拉,當時,跟斯洛伐克分家的捷克,已經實行多政黨民主議會制。今天,作為昆德拉圖書館館長,Kubíček 推動重構昆德拉,而在他生命不同時段閱讀昆德拉的感受,有過重,也有過輕,這本身其實已是個可堪玩味的「昆德拉故事」。

Kubíček 1966 年生於共產捷克斯洛伐克,大約 16 或 17 歲時第一次讀昆德拉的小說。「那是《玩笑》,《玩笑》在 60 年代中期在捷克共和國出版,昆德拉其他書都是後來在流亡中出版的。所以 1990 年之前,在捷克共和國可以讀到《玩笑》,是因為《玩笑》已放在我父親的圖書館。至於昆德拉流亡時候出版的其他書,是在加拿大多倫多一家捷克流亡出版社出版。這些書都是用捷克語出版,你必須是特殊圈子的成員,才能接觸到這類文學,這是地下文化,因為它是非官方的。」

「如果有人知道你讀過這本書,會遇到麻煩嗎?會有懲罰?」記者問。

「沒有那麼嚴重,但在教育圈子是危險的,因為如果在高中,老師發現你讀過昆德拉的書,肯定會對他有麻煩。」Kubíček 說。

「那時自由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自由的意義是什麼?沒有選擇讀甚麼書的自由,作為一個 16 歲的少年,這種感覺如何?」

「像禁果。當我讀它時,有一種非常特別的感覺,做一些不被允許的事情,一種 not okay 的書籍,你知道這種感覺?」

「興奮?」

「是的,既好奇又興奮。」

「但是你不想遵循那些強加給你的規則嗎?」

「不,不不不。」

「後來,由於我的父親,他有能力接觸及閱讀這些來自流亡地下文化的書籍,我有機會讀到更多米蘭・昆德拉的作品。這對我理解文學意念的可能性,以及文學可以是怎樣的,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官方文學,確實只是官方文學,沉悶,主題沒有趣味等等。昆德拉的文學教會了我們什麼是真正的文學。」

「處於那種社會背景,回想起來,你是否仍然有一種不遵循的天性?」

「也許吧。」

《玩笑》(The Joke,捷克語 Žert)打開了 Kubíček 了解昆德拉的大門。
《玩笑》(The Joke,捷克語 Žert)打開了 Kubíček 了解昆德拉的大門。

過去經常夢想擁有自由

「現在你的國家已經改變了。那種感覺如何?由你年輕到今天。」

「關於昆德拉,幸運的是,現在我閱讀他的作品時已沒有以往的感覺,可以把它當作純粹的文學來閱讀。因為閱讀這類書籍是很困難的,要專注於文學本身。但在過去,如果你閱讀它,你知道你是屬於某個秘密圈子,社會的某個秘密階層,這並不有助於把它當作文學來閱讀。而現在,因為我們有機會,或者說,我們有自由可以將昆德拉的小說當作文學來閱讀,這就是自由。」

「在過去,你是否曾夢想過能夠擁有現在所享有的自由?」

「經常。」

「經常?」

「沒有這個夢想,你不能生存。」

人與人交流才有希望。這是繼上一篇說起「昆德拉年老思鄉」,Kubíček 給讀者帶來的第二次觸動。如他的講座開始時所介紹,這不是 AI。

「當夢想成真時,感覺如何?」

「在『天鵝絨革命』後之初,感覺非常棒,令人驚嘆。幸運的是,現在我已經沒有這種感覺了,因為我生活在一個正常社會的狀態中。」

「在某種程度上,能夠進入一個自由的狀態是非常幸運的?」

「是的,也許如果我看看我的兒子或女兒對自由的定義,或使用方式,都與我的定義不同了。我慶幸我一生大部分時間或好一部分時間,是在一個自由非常非常重要(難得)的政權中度過的。而對於我女兒或兒子這一代人來說,自由已變得正常(理所當然),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有時,正常成了希望的盡頭。在於 Kubíček,高中時的自由,與今天的自由,時代不同,那是兩種不同的感覺。混雜過去,百般滋味,那是複雜而有厚度的。相對地,他今天兒子與女兒擁有自由的幸福,也無法領略當年自由的寶貴。

自由是有味道的。在今天捷克邀請世界重塑昆德拉之時,自由的意義,又該如何敍述呢?

(最後一篇,觸動館長的俄羅斯問題,待續。)

\Kubíček 說,不論他以前跟現在看昆德拉的小說,抑或天鵝絨革命當刻與現在感受到自由的感覺,都是有所不同,而他慶幸,在自由的氛圍下,他現在真的可以純粹感受昆德拉的文學。
Kubíček 說,不論他以前跟現在看昆德拉的小說,抑或天鵝絨革命當刻與現在感受到自由的感覺,都是有所不同,而他慶幸,在自由的氛圍下,他現在真的可以純粹感受昆德拉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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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人物訪問記者 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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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麗婷,畢業於香港樹仁大學新聞系;其後於香港大學修讀比較文學學士及碩士;著有《見字如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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